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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好哲:人生做减法,学术却要做加法

发布日期:2018年09月18日 13:02  点击次数:


做人、做学问,这是谭好哲教授非常看重的两件事情。于自己,于学生,都是如此。

2017级博士研究生韩筱蓁跟身边同学一样,只要有时间就会去自习室看书。11月份就要博士论文开题了,这个2016年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得主、2017届优秀毕业生,总担心自己论文会跑题,正想着最近多找导师聊聊。

学术之外,她一直记着导师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现在可能对学术没有太多想法,多读书就行了,但是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谭好哲,山东栖霞人。1955年出生,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文艺学国家级重点学科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兼任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和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华美学学会理事、山东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美学。今年教师节前夕,谭好哲教授获评山东大学优秀教师以及“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问渠那得清如许

“老师们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今天在做的。”

自从1982年毕业留校,谭好哲教授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已经有36年了。但在他的记忆里,1978年开始的山大求学时光,依然鲜活。在那个时期的山大,他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像孙昌熙、狄其骢、曾繁仁、葛本仪、钱曾怡、牟世金、张可礼等等。“他们对学生非常好,学生取得一点进步,他们都像是自己进步了一样开心。还有就是,他们对学术终生不渝。”

谭好哲是1977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考生。参加高考前,他已经于1974年开始在家乡、当时的山东栖霞县杨础公社当了一年半小学老师、两年高中老师。上世纪70年代走过来的人,或许对知识都有格外的渴求,谭好哲就是如此。考入山大中文系后,他慢慢发现并追逐着自己对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的兴趣。1981年夏天,距离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谭好哲正做着报考北京大学胡经之先生研究生的准备,当时的系主任张可礼找到“不是党员、不是班干部、但学习成绩很好”的谭好哲,跟他说:“你喜欢美学,那就留校搞美学吧。”

由此,谭好哲开始了在山大的任教生涯,教学、科研,沿着自己老师们曾经走过的路,一步步缓缓而来。期间,1987年、2001年,谭好哲先后在职获得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分别受教于狄其骢先生、曾繁仁先生。这两位先生,也是谭好哲教授如今最为念念不忘的。他常常把自己与导师的故事,讲给后来的学生听。

谭好哲的学术之路算是起步较早的。1980年,他参加学校组织的“五四”论文征文比赛,作品《略论“写真实”与“写本质”》获得二等奖的第一名,当时一等奖空缺。这是由狄其骢先生指导的一篇文章。在参与学校征文的同时,谭好哲也把文章投了出去。1982年初,刚留校不久的某一天,狄其骢先生在老文史楼北门遇到他,很高兴地问:“谭好哲你知道吗?你的文章发表了。”原来,狄其骢先生从报纸上看到了《江汉论坛》杂志刊发的论文要目,由此得知谭好哲的文章被录用了。如今,回忆起当年与老师间的相处细节,谭好哲教授记得很清楚,说到兴起,语气也跟着活跃了很多。

1997年6月,狄其骢先生因病去世,同年8月,谭好哲第一部个人专著《文艺与意识形态》出版。他在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本书问世之后,我当焚香以奠,告慰先生于九泉之下。作为学生,我将努力不已,以更多的学术成果报答先生的培育之恩。”

曾繁仁先生与谭好哲教授的办公室紧挨着,两人一个是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一个是主任,经常就中心发展及学术问题进行交流。今年77岁的曾繁仁先生,目前是生态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他个人的学术研究经历,可以分为西方美学、审美教育、生态美学的“三部曲”。最为人称奇的是,曾繁仁先生达到学术巅峰的生态美学研究,是在他卸任山东大学校长职务后、年近60岁时转变而来的!谭好哲教授说:“曾老师不断探究、创新、拓展的精神,对我影响非常大。”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来自师者的传承,永远在默默间积蓄着深沉而久远的力量。一位好老师,是怎么成为好老师的?一般来说,人们都能从这位老师的老师那里寻到答案。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句话,说的正是谭好哲教授与他老师这种情况吧。

做“导游”,带学生看最美风景

《大学》《论语》以及德国哲学家非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是谭好哲教授推荐大学生要好好阅读的几本书。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句《论语》中的话被他几次提到,意在强调做学问先做人,要做好人、“仁”人、有修养的人。

曾有媒体报道谭好哲教授,称在许多学界同仁、作家艺术家眼里,他是“深受齐鲁文化滋养、正直坦诚、儒雅宽厚的典型山东人”。2015级博士研究生杨天奇也说,“老师在上课时会教我们温柔敦厚、老实和善,不能投机取巧。”不同的词汇,相似的内涵,让人对谭好哲教授一直在说的“本”多了些了解。

“当老师,自有他的乐趣。”任教近40年,谭好哲教授说自己从老师这个身份中感受到了“双重的高兴”。

聚天下英才而教之,这是谭老师一直在追求的人生一大乐事。每当看到学生有了成绩,他都感同身受,为之欢喜。而另一方面,谭好哲教授还开心于找到了自己做学问的一方热土。用他的话说,“就像老农民一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好好耕耘。”

在他的理解里,要当好学生的学术引导人,就要学会当“导游”,带学生去看最美的风景。当然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老师自己首先要见过你所在学科、研究领域的最美风景。

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说,“美是难的”。谭好哲教授借用了这句话。他说:“最美风景是一个比喻,对于理论研究来说,最美的往往也是最难的,是最需要付出努力的,而且付出努力也不一定到达,但这正是学术研究的魅力所在。”

在韩筱蓁看来,自己的导师往往是不经意就“严肃”起来。比如,师生一起坐电梯,谭好哲教授不忘叮嘱几句,“还是应该多读原典,把基础知识学扎实……”看似随意,但韩筱蓁每次都让自己记下、记牢。她很感谢这样的“严肃”。

谭好哲教授如今在带的硕士生、博士生加起来将近30名,他很大一部分精力就花在指导学生论文写作上。他有一个习惯,对于学生的论文至少看三遍——第一遍主要看框架;第二遍主要看观点、看立意;第三遍主要看语言表达、论证逻辑以及学术规范。

一篇博士论文,少说一二十万字,看一遍得用上好多天。但他还是极为耐心地进行着自己一遍又一遍的“功课”,“论文是老师指导学生的最后出口,直接关系学生培养质量。”

为了照顾在职读博的学生,谭好哲教授已经连续多年把自己的课安排在周末。虽然已经卸任了行政职务,但他学术方面的兼职、咨询、评价以及教材编写事务依然很多。为了正常给学生上课,他经常“连轴转”,周末下午从外地赶回学校授课、当天晚上再继续出差。如今,他给博士生上的课,常有其他专业、年级的学生来蹭课。

多年学术积淀,谭好哲教授曾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并获评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首批齐鲁文化名家等荣誉称号。相比于这些荣誉,他最为珍视的还是学校刚刚颁给他的两个奖——优秀教师、“我心目中的好导师”。

他说:“到了我这个岁数,不会再对什么奖高兴的不得了,但还是很开心。当老师是我的本行、职业,这两个奖,让我的职业生涯中有了真正对得起自己职业的荣誉。”

为生存而学术?为学术而生存?

这是一道选择题。To be or not to be,每一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都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对于学术,谭好哲教授分为两类:为生存而学术,以及,为学术而生存。

总结已有的经历,基本在学校度过,起起伏伏时常有,但没什么大坎儿,学术道路相对平稳,他说:“面临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尽量给人生做减法,学术上做加法。”

人生做减法,是因为他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对于生活中一些杂事、烦心事,他选择简化处理。但对于学术问题,他就不会那么轻易放过了。

晚上是谭好哲教授最好的写作时间。他现在养成了一个写文章的习惯,那就是在最好写的时候,放下,第二天再接上思路,继续顺畅地往下写。反而在遇到难题、写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会放手,而是不停地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怎么解决?”

他向记者描述了这样一种常有的情景:已经上床熄灯了,但问题没解决,人睡不着,大脑也还处于思考状态。突然,一些思绪闪过,赶紧开灯、下床,写下只言片语。再上床,还是睡不着,想想想,又想到什么新的东西,抓紧再开灯、下床、写下……

文学院杨建刚副教授自2010年开始任教于山大,与谭好哲教授在学术、生活上都有很频繁的接触。说到谭好哲教授的学术研究,他借用了自己老师的一句话:“视学问为拐杖者,可让你登高望远;视学问为友朋者,可让你受益终生;视学问为己之宗教者,方达至境。”在他看来,“谭老师正在第三重境界,学术已经成为他的信仰。”

在对学生的培养中,谭好哲教授继续着对学术的思考。学术做好了,能带来相应的人生附加值,比如职称、待遇、机会等等,或者是“学而优则仕”,这都不失为成功的路径。但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几年的研究生教育之后,还是需要有人投身学术、把自己的生命附着在学术上。“这需要为学术献身,可能是少数人,但需要有人来做这样的事。”

谭好哲教授说,老师一辈的人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狄其骢先生,最主要的还是他做学问的问题意识。“狄先生做学问非常质朴,问题抠得很深,踏踏实实推进学术基本问题的研究。”这样的学术风格影响了谭好哲教授接下来的学术道路。无独有偶,问题意识也是韩筱蓁眼里自己导师的一大特点。她通读了导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所有作品,发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谭好哲教授就提出了人文学科建设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这在当时是非常早的,看得出来老师问题意识特别强。”

“我这个年纪,应该研究一些有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过了六十耳顺之年,谭好哲教授更加关注自己所在学科领域的发展,对文学理论的基础问题更感兴趣,会集中对学术上的重点问题展开研究。

采访中,谭好哲教授引用了《文心雕龙》第一篇文章《原道》中的一句话:“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他说,学者要有一点家国情怀、人文情怀,“学术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业,而是关乎国家、人类。”他又说,“我们不能做那些四平八稳的学术,要显示你的思想锋芒,要体现这个民族的精神特质,做有筋骨的学问。”

或许正如杨建刚所说,文科学者普遍存在“越老越吃香”的现象。他说,像谭好哲教授这样的学者,并不以退休为学术终点,“他给自己定的目标很大,还会干很多事情,正处在自己的学术爆发期。”

年轻人,要给自己20年打拼时间

近期,已逝艾兴院士、赵明义先生的事迹让山大师生深受触动。谭好哲教授对两位先生都很熟悉,感慨于他们对学术的虔诚,却也指出,“很多人只看到他们的风光,却看不到背后的付出,哪有一路快快乐乐、唱着歌跳着舞就能走上人生顶点的!”

他接着说,现在的年轻人,“要给自己20年的打拼时间”。

谭好哲教授自己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四方面内容:基础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美学、文艺批评,其中在学术界最有影响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他是这方面研究的重量级人物。但任何人的学术成绩都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上,谭好哲教授用时十多年才收获了较为实质性的成绩。

1982年,他开始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的课程,读研期间作为副主编参与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此后一直到1997年代表作《文艺与意识形态》出版,历时长达15年。他说:“任何学科、学者都要甘坐冷板凳,不是说一项工作一定要耗时多久,而是不要过多受外界影响,要静下心来,归回学术本身的天地。”

谭好哲教授曾在一部著作的后记中提到这样一种观点,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要培养打阵地战、攻坚战的本领,不能只打游击战。在他看来,学术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无法形成关注重点,不能取得重大成果。“‘敌人’就摆在那里,必须要消灭,就要有啃硬骨头的本事。”

9月9日,学生杨天奇结束了博士论文答辩,提前毕业。这个读博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3篇C刊、第二作者身份发表1篇C刊、出版一部专著、曾获2017年校长奖学金的学生,即将奔赴江苏大学任教。他对老师的话一直铭记于心,“做学问要朴实,要有自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要沉下心来慢条斯理地做,不能浮躁……”


记者手记:

杨天奇说,导师是个很质朴的人,穿着如此,说话行事也是如此,连带的同门众多学生也都是这个风格。

采访正逢新生军训期间。从知新楼北面的体育场上,传来学生训练的阵阵喊号声,洋溢着特有的清爽与生机。这边,谭好哲教授正说到学术研究中的攻坚战、阵地战。他一边用手敲着桌子,一边说:“你能走多高、走多远,就与你能啃多少硬骨头有关系……”

在那么一个瞬间,老与新,师与生,沉淀与激昂,跨越时空,有了奇特的交融与呼应,让人就想停下手中的笔,静静感受来自心底的触动与力量。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都值得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供稿单位:宣传部    作者:刘婷婷 曲赛赛    摄影:刘婷婷 刘梦冬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任编辑:刘婷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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