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大家传统认知中的哲学家形象：谦逊低调、淡泊从容，专注于精神世界的探索；他最喜欢的哲学家是马克思，并一直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他是很多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因为讲课好、学问高，课堂经常“人满为患”。他就是山东大学2026年度“最美奋斗者”何中华教授。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哲学思想的诱惑，我无法拒绝

何中华对哲学的喜爱，缘自他早期的一些阅读经历。

少年的他就开始翻阅父亲保存的一些哲学读物，有《哲学基础知识》之类的书，也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著作单行本，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等。读初中时，政治课老师在课堂上讲授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2章，文字油印在几张粗糙的草纸上，作为教材。为了解全书的概貌，何中华专门去县里的新华书店买了该书的单行本。“这算是我在哲学方面的正式启蒙。”虽然当时读得懵懵懂懂，理解得不那么深入，却诱发了他思考和探究哲学问题的兴趣。在他看来，那些超乎日常经验的追问，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魅力。“对于这种思想上的诱惑，我感到无法拒绝。因此，我喜欢在哲学的思想世界里游走。”

高中毕业后，何中华先后在当地化肥厂、供销社、县委宣传部等单位工作。工作之余，他对哲学的爱好和热情丝毫未减。有了一些心得和思考之后，他就写成笔记和文章，向专业杂志投稿，后来有多篇文章在《国内哲学动态》《哲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在学术界产生了一些影响，也引起了山东大学哲学系有关老师的注意。

1987年，何中华被破格调入山东大学，走上了专业从事哲学研究的道路。多年来，在学术兴趣和学者责任感的驱使下，他的专业焦点主要是围绕马克思哲学这一轴心展开，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方面取得了一些相关成果，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教科书体系向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标志的新阐释转变。

从“重读马克思”到“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一波“西学东渐”的来临，学界出现了一种反传统主义的思潮，但长久积淀下来的文化本能告诉何中华，对于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不可轻忽。因此，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敬畏和兴趣。在中、西、马之间，他并未厚此薄彼。当时，他家里有三个最重要的书橱，分别存放的就是中、西、马典籍及部分研究著作。

不同的文化心态会影响到对马克思学说的解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考，何中华主要是围绕“重读马克思”进行的。当时，学界提出的口号很多，诸如“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等。何中华认为，还是“重读马克思”比较稳妥，也比较真实。因为我们同历史上的那个“马克思”存在着一段解释学距离，试图回到“马克思”，怎么找到一个可靠的判准，又由谁来裁决？“重读”就比较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谁都有“重读”的权利和资格，读深读浅皆可读。而且，能够融入作为“此在”的我们的期待视野，从而读出他人难以读出的味道。

在这种“重读”中，何中华主要形成了以下学术观点：一是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在于重建而不是告别存在论，马克思在双重意义上扬弃了黑格尔，一方面把绝对精神的辩证法改造为实践的辩证法，一方面把精神现象学改造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二是马克思哲学的最核心问题是超验规定的历史建构如何可能，这既批判地承接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核心问题，也批判地承接了黑格尔逻辑学试图达成思维同经验和解的问题。三是实践作为原初范畴，构成马克思哲学整个体系得以展开的内在根据，那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所谓“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自己新建立的哲学同一切旧的哲学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这就是理论的态度同实践的态度之间的根本分野。

在何中华教授心目中，学者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把学术当作“志业”去追求。学术不是学者的身外之物，而是本己的规定。此外，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也是作为一位中国学者无法回避的。他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获得性遗传’”。在这种责任感的驱动以及对学术志业的努力追求中，何中华教授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说，探索“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丰富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语境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诉求。

何中华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例如，《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刊发过他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反思》，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作了初步讨论。2011年，何中华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马儒”工程子课题之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研究”。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是发表在《文史哲》2018年第2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一文。在此基础上，他撰写的《马克思与孔夫子：一个历史的相遇》一书于2021年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与“孔夫子”自晚清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的“相遇”为主线，通过特定历史语境的还原和追溯，从哲学观念、文化原型、精神气质等层面，多维度地揭示了这种“相遇”的内在可能性及其学理依据，为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提供了一定启发，受到学界比较广泛的关注。

近年来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何中华出版了多部著作，如《大道与真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人的存在之思：马克思哲学再诠释》、《“两个结合”：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哲学本源》（合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研究》（合著）。

“虽然文章发表了，书也出版了，也引起了一些影响，但我觉得仍有不少遗憾。最突出的就是如何克服并超越知性意义上的同异比较，从而在辩证法的高度上解释马克思主义和本土文化‘融合成一个新范畴’何以可能的问题。迄今为止，我对此尚未取得真正突破。”何中华说。

这些未尽的思考像未写完的诗，被他郑重放进未来的学术探索日程中。他说，会用余生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就本土文化和思想作出一些体认式的解读，以了却作为一个中国人难以释怀的情结。

为学、为人，知行合一

“19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那些大师级的学者，何以能引起彼时学生的敬仰与后世的赞叹？”这一问题曾引起无数人的深思和讨论，何中华也曾追问过，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做得好，而且在为人方面也堪称典范。他一直以这些文化昆仑般的大师为榜样，努力追求“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何中华认为，作为人文学科，哲学本身就内在地要求把学问化作做哲学的人本然的生存方式，从而体现“知行合一”。

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何中华是一位谦逊平和、学术造诣深、课堂讲课好、对学生有求必应的好老师。

一位哲社学院的学生上大学前偶尔听过一次他的讲座，被他幽默、博学的讲授方式所吸引，考入山大后，成为何中华历次讲座和选修课的忠实“听众”，她说：“听何老师讲课，就像畅游在中西文化的沃野中。”

何中华的课程很受学生欢迎，有的需要早早去教室占位。上课时，他会通过一些有趣又贴切的例子，来说明哲学中的道理，也常常会抛出常见却未被深思的问题，让大家迅速进入情境，以“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角色同哲学“照面”。这种“问题诱导式”的教学能较好地激发学生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锻炼他们的实际运思能力。在何中华看来，这种运思能力对于哲学来说是最重要的，就像他所说，“哲学是实践性的、动词性的，需要实际地运思。不然，学了一辈子哲学，很可能依旧未曾同‘哲学’照面。这是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何中华强调要读书、思考、写作“三位一体”。他认为，硕士研究生要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能够对基础文献做出精确的把握，基本具备从事独立研究的能力。博士生阶段则重点在于训练原创能力，对现有的经典文献有一种深度解读，进而能够提出自己特有的“问题”，并恰当地解决它，而且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经得起“拷问”。他还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在专业范围内尽可能尊重每个人的特长、兴趣和偏好。比如，论文的选题，他很少“命题作文”，大都是由学生自己选择和决定，他从旁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

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郝书翠教授曾师从何中华攻读硕博。她回忆说，读本科时，虽然大家对哲学都懵懵懂懂，但在何老师的课堂上，大家都明显地感觉到哲学是有魅力的、透彻的，马克思主义是鲜活的、有力量的，加上何老师特别谦和，大家都很喜欢他的课。她也被何老师激发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大四申请继续跟何中华攻读硕士。硕博期间，她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导师思想的敏锐、深邃和对学问的执着。她自己成为老师后，一直将导师当做自己的榜样。“我会继续努力，像老师那样做一个真正尊重、爱护学生，精心培养学生的好老师。”她说。

寒来暑往，静水流深。何中华仍然沉浸在他所热爱的哲学事业中，铭记学者和师者的责任使命，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叙事，并带领越来越多的后继者，持续在这项事业中拓展着、深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