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孟祥才先生的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客厅中倚墙放置的书橱，里面摆满了《二十四史》《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文献通考》《两汉全书》《中国通史》《虞舜大典》《饮冰室合集》《鲁迅全集》《顾维钧回忆录》等大部头的著作，浓浓的书卷气息让古色古香的家里瞬间多了几分静气。84岁的孟祥才先生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一口地道的临沂方言，声音清晰洪亮。虽然退休多年，但对他来说，除了不再教书了，还是一如既往地读书治学，“读书遇到感兴趣的问题，就写写文章”。每天上午、下午各三个小时的伏案时间，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孟祥才，196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1964—1967年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师从侯外庐先生读研究生，学习中国思想史，后在该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至1976年5月。后调至山东大学，在历史系和儒学高等研究院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2005年退休。退休后被儒学高等研究院返聘，协助庞朴先生编撰《中国儒学学案》。其间曾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主席。曾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文学史、历史文选、秦汉政治制度史；为硕士、博士研究生讲授马列选读、先秦秦汉思想史、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中国古代史文献研究等课程。培养含国际生在内的硕士研究生11人，博士研究生10人。出版个人专著35部，主编、合撰、参编著作31部。在《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文艺报》《文史哲》《中国史研究》《文物》《历史教学》《史学月刊》《人文杂志》《东岳论丛》《江海学刊》等60余种报刊发表文章340余篇。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所撰著作曾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一等奖等。曾兼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和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青岛大学等校兼职教授。
读书已成为一种习惯
“读书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兴趣和习惯，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读书少。”孟祥才先生笑着说。30多部个人专著、300多篇论文，总字数超过1200万字的史学成果，源自他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坚持读书治学的定力。
1940年，孟祥才出生于山东临沂的一个小村庄。6岁的时候，父亲过世，母亲带着他和妹妹艰难度日。孟祥才说：“6岁之后，地里的活儿我基本都会干了。”前期因为战争，村里的孩子一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孟祥才9岁的时候，村里第一次有了公办小学，他作为第一批学生，开始上学读书。从小学开始，孟祥才的成绩一直很好，小学考初中，5:1的录取率，他顺利考入郯城一中，初中考高中，当时的临沂专区所属15个县毕业60个初中班，仅招7个班的高中生，他又一次顺利考入临沂一中。
1960年，孟祥才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伙食差、吃不饱，学生们有时还被组织去“帮三秋”，很多学生都疏于学习，孟祥才却很“另类”。凭着对读书的热爱，大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文、史、哲、经、法，都被他摄入阅读视野。读书过程中，他渐渐对思想史感兴趣，也坚定了要走学术研究道路的决心。他很喜欢史学大家、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300万字的巨著，孟祥才细细读了两遍，并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当时，很多史学界的人都对侯外庐先生的这部专著望而却步，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就曾说过，胡风、侯外庐、冯雪峰这些名家的文章“实在难懂”，被学术界调侃为“三不懂”。孟祥才却读得津津有味儿，并报考了侯外庐先生（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和西北大学校长）的研究生。那一年，报考侯外庐先生研究生的有10人左右，招收名额只有一个，孟祥才成为唯一的入选者。
研究生入学报到后，孟祥才向导师侯外庐先生请教如何学习研究生课程。侯外庐先生对孟祥才说，他从来不给研究生讲课，只要求学生精读马列著作和他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自己学外文。在学习过程中，外语方面遇到难题可以请教何兆武，文献方面请教李学勤，马列方面请教杨超，写文章方面请教张岂之。“他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来找我。”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云集了很多包括侯外庐先生提到的几位学者在内的治学大家，在这样良好的环境中，孟祥才正准备专心读书做学问，未料历史的浪花一次次泛起，他也在其中沉沉浮浮。入学不久，孟祥才就开始参加“四清”运动和劳动锻炼，接着又是“文革”十年，他先是成为“造反派”，后又被打倒。这期间，孟祥才始终没有忘记读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后，孟祥才被关过三次“黑屋子”（群众组织私设的单人牢房），一共历时差不多两年，其中两次被关到哲学社会科学部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室，研究室内陈列着很多图书，孟祥才就一本本地读。另一次被关到历史所蒋忠新、赵国华的住所中，两人都是季羡林的高足，藏书很多，有整整两大箱，都被孟祥才翻出来读了。多年后，赵国华见到孟祥才还笑着调侃他：“你小子，把我们的书都翻出来读了。”
1972年，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读书的时间更多了，孟祥才陆续读了前四史、《诸子集成》《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饮冰室合集》等书，一边读一边做笔记。在读《饮冰室合集》的时候，孟祥才被梁启超笔端饱含激情的文章所折服，产生了为他写传的想法，用近一年的时间写了大概30万字的书稿。1980年，该书稿以《梁启超传》的书名出版，成为国内第一部大型的梁启超传记，之后又两次在大陆和台湾再版。之后，他又陆续写作、出版了《王莽传》《刘邦评传》《新朝旧政·新帝·王莽》《先秦秦汉史论》等著作。
因为读书兴趣广，涉猎广泛，孟祥才研究和聚焦的问题的时间跨度也很大，从三皇五帝起，中经历代王朝，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几乎都有专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众多方面。他最佩服的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那一批了不起的思想家，在为孔子和孟子撰写的《孔子新传》与《孟子新传》出版后，这几年，他又在忙着为庄子、荀子和韩非子撰写传记，“大约还需要一年左右，这三本书稿就可以完成了。”孟祥才教授笑着说。
学生自发组织票选的“最佳教师”
1976年，孟祥才婉拒了继续留京工作的邀请，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他说，经历过种种，对自己的认识更加深入了，这辈子就想“发挥特长，搞搞教学和科研”。当时，历史系比较缺古代史方向的老师，于是，孟祥才将研究兴趣从近代思想史转向了秦汉史。他说，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对他来说完全不成问题，导师侯外庐先生经常跟他们说，从事思想史研究，一定要在“通”字上下功夫，要掌握中国通史，不要只专注断代史。孟祥才本身读书面就比较广，再加上老师的教导，研究的问题也比较宽泛。
刚来山大工作时，孟祥才住在学生宿舍中。那时宿舍中还没有暖气和空调，他一边在相对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读书治学，一边认真备课。他给学生讲课从不念讲稿，都是围绕讲义内容旁征博引、思接千载、纵横古今、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深受历届学生的喜爱。1980年，77、78、79届学生自发组织投票，公选全系“最佳教师”，孟祥才教授以最高票入选。山大历史学院1992级本科生、青年史学家王仙明在《回忆山大历史系诸先生》中写道：“他口才很好，讲台就是舞台，话题打开以后便滔滔其流、抽丝剥茧、别有洞天。学成于思，思源于疑。他总是鼓励我们提问题，还光临我们宿舍谈天说地。我们也去他家中讨教。南院28号楼掩映在蓊郁的树木中，间有飞鸟嘤鸣，简陋不失清幽；朝阳的书房不大，东墙、西墙的书橱顶天立地。他给我们列了长长的书单，涵盖古今中外，一再鼓励我们多读书。”
孟祥才教授从1985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退休共指导了21位。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孟祥才教授一直跟他们强调两点：一是努力拼搏，踏实治学，二是独立思考、努力创新。他说，青年时期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这一时期的拼搏程度决定了以后的发展高度，如果以后想走学术发展道路，一定要静下心来认真治学，该读的书一定要读，打好学术基础，坚决不能投机取巧。学术贵在创新，不要怕自己的观点和老师的不一样，要学会独立思考，展示自己的学术观点。他的研究生后来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韩国博士生金裕凤回国不久被评为正教授，斯里兰卡的博士生白浪达毕业后即被聘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其他人也在学术领域取得一定建树。
作为学生们心目中的“最佳教师”，孟祥才教授说，做一个好老师最重要的就是要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以良好的品德修养引导学生，毫无保留地传授专业知识，把培养好学生作为自己最大的成就。说到最后一句话时，他的声音明显激昂了很多。聊起自己的学生，孟祥才教授如数家珍，哪位学生现在在哪里，研究方向是什么，提到某位学生时，他甚至说：“他的研究水平超过了我。”语气中充满了藏不住的骄傲与开心。
珍惜时光，不负夕阳
“现在激励年轻人的话语是‘不负韶华’，我激励自己的话语是不负夕阳。”获得“山东大学育才功勋”荣誉后，孟祥才教授在交流发言中风趣地说。
儿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六岁失怙，饱尝贫苦的滋味儿；青年时期又被历史裹挟着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到中年终于遵从内心的意愿安定下来。孟祥才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但他从未放弃对读书、对知识的热爱和坚守。他说，任何人的人生都是被时代条件严格限定的，你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出生地域和出生时间，时代给你提供的舞台也是你无法选择的。但是，在这个舞台上，你仍然能够有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空间。越到晚年，他越珍惜时间，他以周有光、季羡林、顾颉刚这些老一辈学者大家老骥伏枥、笔耕不辍、一直保持旺盛学术活力的事例勉励自己，只要身体允许，就要坚持读书、思考、研究和写作。
65岁退休后被返聘，至70岁真正退休。之后的十几年中，孟祥才教授像是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个“学术黄金期”，《孔子新传》《孟子新传》《先秦政治思想史》《秦汉政治思想史》《嬴秦的战争岁月》《大舜文化学史》《汉代的星空》《先秦人物和思想散论》《秦汉人物散论续集》《当代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新编三迁志》等十几部专著陆续出版。他以一种时不我待的心态，继续着自己喜爱的读书治学事业，像他自己说的：“过好当下每一天，让黄昏开出艳丽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