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玄入道熏沐往哲一代高文多灼见，编刊荐才奖掖后进千秋儒林传嘉风。”这是广璜兄为《文史哲》编辑部前任主编丁冠之先生追悼会拟就的一副挽联。挽联精确地概括凝练了丁主编一生的为人、为学与为编。值《文史哲》创刊7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有幸与丁老师共事多年，并深受其教诲的后学，谨就丁老师的为编之道略记一二，以资纪念。
“可要好好干呀！”
我1985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至《文史哲》编辑部从事编辑工作。在学期间，《文史哲》的声誉于我已是如雷贯耳，没想到自己竟有如此际遇，与这份在学界享有崇高地位的人文学术名刊结下不解之缘。
最初，编辑行当于我甚是神秘。还记得报到前的几天，心中不免经常想象和“型塑”名刊主编的形象：一定会是一个满脸严肃、不露声色的长者。想到这些，心中不免有些惴惴。及至去编辑部办公室报到时，心中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报到地点在数学楼二楼，一个像办公室又像会议室，同时又似资料室的大房间，约有四五十平方米的样子。离门口不远的地方，摆着一张深绿色的乒乓球台，球台的东、北两侧，是挤满书刊的书架。在球台与书架之间的一把陈旧的椅子上，端坐着一位面色红润的长者，一手握着一个白瓷茶杯，一手捏着一支点燃的香烟。在办公室刘主任的介绍下，始知这就是《文史哲》的时任主编丁冠之先生。与自己的想象恰恰相反，面前的长者和善而慈祥，没有一丝严肃而令人生畏的影子，自己原本有些紧张的情绪也就慢慢地放松下来。
丁老师先是了解了一下我的基本情况，然后就编辑部的基本状况和工作流程向我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就我的工作作了初步的安排，嘱我在工作过程中多向有经验的老编辑请教。这些我都一一记下。
初次见面，丁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至今不敢相忘的，是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小刘，我们只是给系里要了一个名额，也没有去调研和考察，你的情况我事先一点儿也不了解。既然来到这里，我们就是一家人，你可要好好干呀！”这句饱含着期望和责任的话，时常萦绕耳际，至今难以忘怀。
“丢了命，也不能丢了稿子！”
初入编辑行当，大都是从编务做起。刚进《文史哲》编辑部的时候，我在责任编辑工作之外，还兼做稿件登记、联系兼职编辑、跑印刷厂等杂务。其中，最喜欢的活儿就是跑印刷厂送稿子、取（送）清样。因为跑印刷厂能意外“享受”到校领导一般的“待遇”。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史哲》杂志一直是由省新华印刷厂负责印刷。选择省新华，原因大概有三：第一，历史的原因。那时在杂志的版权页上，“出版者”标注为山东人民出版社，这可能是杂志在省新华印刷厂印制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二，省新华印刷厂的印刷质量高，且“重合同守信誉”，每期都能按时交付，从不拖期。第三，可能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是省新华的校对水平高。省新华的校对车间，集中了省内印刷行业最为整齐和庞大的校对队伍，好像有四五十人的样子。而《文史哲》的刊文，以古典人文居多，常常有佶屈聱牙的生僻字出现，有时甚至需要临时造字，这正好为省新华的排版和校对师傅们提供了用武之地。甚而至于，作者和责任编辑没有发现的讹误，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所以，《文史哲》交给省新华，放心！但是，由于省新华地处济南市西南方向，距地处东部偏北的山东大学，约有二十余华里的距离，在交通还很落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往来十分不便；尤其是在那个有些“原始”的、稿件要靠手工誊写的纸媒时代，送取的稿件在编辑人员的心中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所以，每次送取稿件或清样，都是编辑部以单位的名义向学校车队要小车，专车接送。现在看来，这实在不算什么，但在那个时候，享受到“坐小车”的校级待遇，还是很有满足感的。我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儿，没少享受这等待遇！
每次去省新华，丁老师都不忘再三叮嘱：“可要拿好稿子。丢了命，也不能丢了稿子！”是的，不只在丁老师眼中，即使在我们普通编辑眼中，也把稿子看得比命都重要。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的稿件，大多都是手写“孤本”，编辑部没有底稿，没有复本，一旦丢失，就无法弥补，更难以向作者交代。所以，时任办公室主任耿老师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每次去省新华送稿件，即使是坐在“专车”上，也不忘习惯性地把那包视如生命的“宝贝疙瘩”紧紧地抱在胸前。
一词之师
于光远先生谈到治学时曾经说过：“学者之为学者，就是善于咬文嚼字。”无独有偶，丁老师也一贯认为，当一名合格的编辑，尤其是学术期刊的编辑，面对的都是善于咬文嚼字的学者，自己更要学会咬文嚼字。
记得我初为责任编辑时，收到一篇法学稿件。经过初审、复审程序后，呈交丁老师终审。过了一段时间，稿子审回。丁老师在与我交流审稿意见的时候，除了正常的对终审意见的说明，还特意就稿件中的一个表意词汇使用的“小问题”，和我交换看法，这实则是教我做编辑的道行。文章在表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采用了“目迷五色”这一鲜为人们使用的成语。我觉得这样表述不仅鲜活贴切、形象生动，而且令人耳目一新。但丁老师不很赞同作者的这一用词，认为换作“眼花缭乱”更为合适。我不解，觉得“眼花缭乱”太寻常普通了，不如“目迷五色”来得新鲜。丁老师随之这样耐心解释道：“写学术文章，不是写文学作品，一味追求鲜活、新奇。学术文章贵在平实扎实，靠说理取胜，而不是靠文采取胜。”这件小事虽然已经过去三十余年，但至今仍历历在目。事情虽小，于我却不失深深的教益。
“眼高，手也要高”
作为主编的丁老师，时常教导大建、平生、全成和我等几个刚刚从事编辑工作的小字辈，如何提高自己的编辑技能和水平。
丁老师常对我们说起的一句话就是：“人常说‘眼高手低’。初为编辑，‘手低’不要紧，但眼一定要高。眼高才能选出好文章。”当然了，这只是他对我们几个初为编辑者提出的基本要求。随着我们几个人的编辑工作渐入佳境，他也循序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们也要写文章，要经常练手。不仅眼高，手也要高。”正是得益于丁老师的循循善诱，我们几个小字辈在编辑工作之余，都结合专业所学，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不时有文章见诸报章杂志。这些，丁老师都看在眼里，打心眼里为我们几个后生高兴。他还时常在业务会议之余，专门对我们几个年轻人说一些鼓励和鞭策的话，以培养我们做研究的兴趣。在丁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几个小字辈经过这样不停地“练手”，不只是审读来稿的眼光高了，“手”也由低而“高”了起来。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我们几个小字辈对学界的研究动向也更加了解，组织起稿件来也就更加得心应手。
“做一名学者型编辑”
“做学者型编辑”，是丁老师极力倡导和反复强调的学术期刊编辑的努力方向与目标。
“学术期刊的编辑，不同于通俗性期刊的编辑，我们所面对的投稿人，往往都是本学科的专家，甚至不乏大家。所以只有努力提高自己，掌握各自所责编学科的研究动向，才能更好地与专家沟通，找准并抓住选题。”在编辑部的业务会上，在省高校学报研究会的青年编辑培训会上，丁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灌输他的这一编辑理念。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就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魏晋南北朝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专家。1980年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嵇康哲学思想研究》和收入《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的《嵇康评传》，揭开了嵇康哲学研究的新篇章，奠定了他在玄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在丁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在编辑之余，大家尽可能地挤出时间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参加相关专业的学术研讨会，编研结合，编研相长，互为助益。也正是得益于这种编辑理念，《文史哲》厚重、扎实的古典人文风格才得以不断地发扬光大和代际赓续。而今，争做“学者型编辑”，已然成为《文史哲》编辑部的光荣“编统”和“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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