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鹰来到龙的国度
塞尔日•格鲁津斯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荣休研究员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巴黎）荣休教授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特聘教授
首先，我要向大会组织者致谢，向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及其秘书长，我的同事罗伯特•弗兰克先生，以及所有关注我的评审材料的国家表示感谢。我还要向这个奖项的资助者表达敬意，特别是向会议的东道主中国诚致谢忱！
发自肺腑地说，我早已渴望有机会来到中国，且大胆地设想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很久以来，我就体会到了早在1530年代西班牙人初涉美洲大地时的那份急迫心情，他们彼时所怀抱的唯一梦想就是穿越太平洋到达这片“秦人”（Chins，原文如此）的土地。
几年前，我在一本名为《鹰与龙》的书中尝试把征服墨西哥与明代中国进行比较。这里的龙指中国，鹰是阿兹特克墨西哥，我与那里保持着长久与密切的关系。我由此明白，如果不了解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过去，并且认识到我们通常对她知之甚少，那么我们就无法书写历史，哪怕是美洲的历史都下笔为艰。
全球化世界的挑战
而今，一个研究美洲历史的欧洲学者会发现自己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无一不与当代世界的巨大转变密切相关。欧洲人还能够一仍其旧地研究世界历史吗？他们还能够以普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星球的其他部分吗？那么，就我本人的研究领域而言，还能够如此看待拉丁美洲的历史吗？
就这样任由我们的研究印记着它一直以来所传播的欧洲中心论这个污点？更何况，即便是就我们所构想与践行的只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而言，当这块大陆不断迎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来自非洲与亚洲的移民潮，而我们尚无法与他们分享共同的欧洲记忆时，我们如今又能够赋予这种历史以什么内涵呢？
作为欧洲人，我鞭策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期间得益于与众多巴黎、普林斯顿、墨西哥与巴西的同学与同事们一起进行的无数次研讨班、演讲与讨论中所获得的启发。同时，我也向那些给予我这个欧洲人良多教益的拉丁美洲的所有历史学家表达崇高的敬意，我眼下的会议报告，正是要敬献给他们，特别是其中两位20世纪的史学巨擘，巴西历史学家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奥兰达（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 和墨西哥历史学家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Gorman）。
多种形式的过去
我们时常谈到后现代的西方得了健忘症，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人们甚至打造出“现在主义”一词。确实，在西方，“现在”似乎已成为我们唯一可能的视野，而且它不断自我稀释，使我们难以捉摸。然而，对那些为数不多的看清楚这片使我们迷失其间的森林的人来说，他们却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过去，它们交互缠绕并迅速衍生扩容，技术的进步从未阻止这种衍生趋势。
这些在影视屏幕、互联网与纸质图书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过去，大多表现为一种固守着民族特性的代代传承的历史，它不断地向历史小说、史诗与历史传奇故事抛去媚眼。这是19世纪的传统历史形式。
如今，电视连续剧正与这些传统历史形式并列称雄，如《罗马》、《都铎王朝》、《波吉亚家庭》，甚至是魔幻主义类型的《权力的游戏》等电视连续剧都是优秀的大制作。像所有这些作品一样，《权力的游戏》讲述的就是我们的现在。一位法国评论员如是评论说：“这个战火连天的中世纪恰恰是我们这个星球即将经历的情形。……《权力的游戏》描写了美国帝国衰落之后的世界，一个新的烽烟四起的中世纪，这里没有稳固的权力，一切皆有可能”。
面对多种形式的过去，历史学家是否应该固守书写的文本而无视影像制品呢？历史学家意识到再也不能对今天这些导演们提出的问题冷漠以待。就俄罗斯的电影而言，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代表作《风暴之门》开启了书写历史的另一条道路，这是一条介于历史小说与历史纪录片之间的全新道路。从意大利的戏剧这方面来看，由史蒂芬劳•马斯尼编剧，由卢卡•隆柯尼执导的《雷曼三部曲》精彩地讲述了雷曼兄弟的家族传奇故事，尝试着解释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可上溯至19世纪的根源。所有这些影像制品讲述或使我们体悟到的都是仅凭印刷的文本无法传递的东西。
无处不在的影像的出现，以一种无法回复到历史加以证明的方式，对多少世纪以来基督教西方、伊斯兰教国家及中国都把历史与书写和文明紧密联系起来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历史学家很难无视当代创作所开辟的道路。在学院式的路数之外，一种风行一时的说法，一出新上演的戏剧或者一种对古代经典的新解读，通常会比沾满灰尘的一整架书籍更加具有启发意义。因为这些导演们精准地提出了我们时代的问题，虽然他们没有给出我们翘首以待的批评性的视角与建设性的提议。
全球性的文艺复兴？
今天，如何构建一种有意义的过去，一种我们可以共享的过去，它更少地依赖种族中心主义。只有依托这一过去，我们方能以一种更具批评性的眼光重新审视现在并从中受益。只有把过去与现在拉开距离，才是布罗代尔“长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各种形式包围着我们的全球化，驱使我们去追索全球史的踪迹。当我们以地方化的各种不同空间来书写它的时候，当把我们居住的地方与所在的地区、国家、大陆甚或全球等不同范围的地域联系起来的时候，这种全球史正在变成复数的历史。这种全球史既为我们系统地探索全球化进程指明了同一条主线，也为我们考察在转向全球史过程中出现的抵抗与阻碍这一进程的相互碰撞的因素提供了共同的框架。
毋庸讳言，这一研究只能是一种集体的抱负。但至少，在我个人的学术生涯即将终结的时候，我能够在最熟悉的领域，即16世纪的伊比利亚人研究中正视这一问题。16世纪对于理解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全球化与现代性起源问题是一个至为关键的时期。卡尔•史密特在最初提及“全球”这个词的时候把它与伊比利亚扩张的结果联系起来，这绝非偶然。他深信，伊比利亚扩张改变了地球的样貌，并且勾勒了国际法的轮廓。如果我们同意马丁•海德格尔所提出的“现代性的本质就是按照人们所构想的样子征服世界”，那么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欧洲在整个16世纪对世界的表现（représentation）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这是重中之重！欧洲人不但首创了地球的样貌——把地球表征为球状体或平面球形图——而且这一样貌成为表现地球的唯一方式并在其后一步步地传播开来。这是第一次我们有能力于同一时刻的任何地点都能看到地球的每个角落。马丁•贝海姆（1491-1493）创造的第一个完整的地球仪——他本人出生在纽伦堡却逝于里斯本——不就是现代人共享的星球吗？这个星球由罗马教皇1493年颁布的《补充圣谕》（Inter coetera）所批准、由1494年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所认可、由哥伦布的第一次航行所穿越。
如此看来，15世纪文艺复兴初期在意大利创立的透视法，它的意义远不止欧洲艺术史上的重要一页那么简单。这次绘画方法的革命预示了一种使欧洲的宇宙志专家在整个16世纪都竭力以三维方法来表现地球的方法。每一次新技术的出现都改变着欧洲人与世界和现实的关系，并产生更具说服力与更富实效的新的表现方式。
但是把地球绘制成图像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它提供了一种有条不紊地使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思考与付诸行动的工具，在这个球状体上或世界地图上，欧洲人开始尝试区分哪些是已经被发现的，哪些是业已征服的，哪些是有待征服的。地球图像的设计是为了标明与预见欧洲的进步。欧洲人的地球图像的成功，既是一种欧洲学者思想的总体表现，也是其居于全球垄断地位的表现，因此它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事件，同时也是商业、政治与军事事件。
这种理解全球的方式，缘于地图绘制者、 领航员——大多是穆斯林——以及入侵者之间的合作，它如此成功，以致今天整个人类正是按照这种“构想的样子”认知地球并在其中自我定位。人类超越了他们的政治、宗教与哲学方面的分歧，想当然地接受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地图绘制术所带来的发明——甚至地图集这一概念也是如此——就像他们经由旧世界所倡导的历史主义阅读过去一样。正是沿着伊比利亚人的足迹，欧洲人得以把他们的历史强加于这个星球的其他部分，我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
渐渐地，伊比利亚人，而后整个欧洲人成功地把自己打造成必不可少的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不正是在西班牙的大学里开启了持续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大讨论吗？讨论的主旨是基督教西方——作为无可匹敌的文明中心——如何维系与地球上其他国家、异教徒以及野蛮人中的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
转向西方
在一项有关空间化与地缘哲学的研究中，德国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首次提出超越西班牙与葡萄牙历史，而且其影响远远超出16世纪的诸多转变。这些富有活力的转变解释了从欧洲大陆的角度来看全球史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西方化。
西方化没有出现以前，也就是说，没有把欧洲的大部分规范、制度与欧洲人在时间观念上的困扰输出到欧洲大陆以外，人们没有把眼光投向西方。古代与中世纪的欧洲人把他们的眼睛紧紧盯着东方，东方朝圣者与十字军战士吸引着整个罗马世界的基督教徒及意大利的商人，甚至吸引葡萄牙的航海者南下非洲海岸。蒙古入侵所引发的幻想、马可•波罗所讲述的中国，“约翰神父”（“约翰神父”是中世纪西方传说中的人物，他既是国王，又是神父，曾计划或者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或者在亚洲的印度建立一个远离欧洲的王国——译者注）所梦想的埃塞俄比亚，以及之后瓦斯科•达•伽马所到达的印度及最终征服中国的计划，一次又一次地燃起欧洲人的欲望。当葡萄牙人书写其扩张编年史的时候，他们编撰了《亚洲数十年》（Decadas de Asia），当他们创作史诗的时候，他们在《葡萄牙人之歌》（Lusiadas）中赞美东方。
然而，欧洲人的视野随着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穿越大西洋而改变。卡斯蒂利亚人并未满足于在赫拉克里斯之柱（即直布罗陀海峡）划定的范围内探险。在随后几十年里，他们开始了解与征服之前早已被命名为新世界（Orbis novus）的另一个半球。自此以后，西方不再仅仅是一个空间上的方位，一个无法到达的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它具体化为有边有角的大地与有血有肉的人群，令人着迷或躁动不安的土地、河流、森林和新的人种。西方从此成为充满贪欲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踏上这块土地。大批征服者、传教士、冒险家、海盗、官员、手艺人甚至艺术家接踵而至，他们中有些人是为了发现与征服新的大陆，而有些人，大多是平庸之辈，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他们乘上帆船一路向西。有人甚至在这里以艺术为生：像西蒙•佩里安（Simon Pereyns）一样的画家，如马特奥•阿勒曼（Mateo Alemán）一类的作家，加斯帕•费尔南德斯（Gaspar Fernándes）这样的音乐家，他们把旧大陆一股脑甩在身后，以求在西班牙治下的墨西哥大展宏图。但这些人远非举足轻重之辈：伟大的塞万提斯当初一定会拒绝把自己的天才之作输出到大西洋的另一端。
就这样，西方众声喧哗地进入了欧洲的历史。往坏处说，这是一个被多明我会修士巴多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holomé de Las Casas）在一篇传遍欧洲的文章《简述西印度群岛的毁灭》里所揭露的掠夺与毁灭之地；往好处说，西方被视为救赎之地，是宗教的希望之乡，是传教士的向往之所，是等待弥塞亚降临与千禧年来临的福地。墨西哥的圣方济各会传教士自称是十一点（Onzième Heure ）教派的传教士，这是一个以划定基督教世界的最后期限为己任并急切等待弥塞亚来临的教派。西方也是最早准备实现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乌托邦的实验场：墨西哥的瓦斯科•德•基罗加（Vasco de Quiroga）主教在托马斯•莫尔思想的影响下，创办了几个在今天看来仍有示范意义的当地人的社区，这可称得上缓解西班牙征服所带来的苦难的最好的解毒剂。在秘鲁，多明我会修士弗朗西斯•德•拉克鲁兹（Francisco de la Cruz）迈出了把异端与乌托邦分离开来的第一步：这位圣马克斯大学的前任校长，于1578年在秘鲁的利马被火刑处死，因为他宣称把罗马教廷迁往新大陆的西印度群岛。之后不久，17世纪初，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想要在北美洲建立新的耶路撒冷，把他们的殖民地建成另外一个巴勒斯坦，但当地土著却被排除在外。
两个世纪以后，从阿根廷到美国，19世纪的美洲吸引着那些忍饥挨饿的在旧大陆被工业革命所淘汰的人。最后，从16世纪到19世纪，使得千百万非洲人被置于水深火热境地的奴隶贩卖也是一路向西。侥幸生存的奴隶散居在从拉普拉塔河到新阿姆斯特丹（纽约）、从累西腓到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港地区。
因此，转向西方并不仅仅是小吨位帆船与地理发现的问题，西方由此在人文、物质与想象这三种维度上协调一致起来。它解释了15世纪末以来维系欧洲历史与伊比利亚美洲的欧洲记忆的无法抹杀的关系。这种跨越大西洋的联系的建立得益于大批的黑人奴隶（以及葡萄牙美洲的印第安人），首批殖民地社会的建立通常伴随我们所熟知的致命的征服，丰富矿藏的劫掠，各种形式的弱肉强食，但同时也在孕育着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前所未有的人种混杂。
显然，葡萄牙人造访东方，他们在那里只占据了一些不起眼的零星地方，在欧洲的建设中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它在动员物质力量、进行精神动员与激发想象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并促进了后来东方主义的大发展。对于获得新生的欧洲来说，东方从来也不是他们打算原原本本复制的地方。
相反地，在美洲，新西班牙、新卡斯蒂利亚、新英格兰、新法兰西、甚至新路西塔尼亚（巴西西北部），上述一长串殖民地的命名也是遵从这一原则。与此同时，欧洲人了解到自己身处东方与西方之间，并形成了一种多样化的、处于世界支配地位的认同。西方不再是托勒密世界的最西端，它突然地出现在一个圆形的地球中，逐渐发展成有意识地凸显自身地位的欧洲中心论，这个理论自身只有在这样的全球化语境下才能说得通。
多样化的行动者
然而，上述历史只是从欧洲这个侧面看到情况。正是全球史本身还原了历史景象的厚重性、复杂性、多样性与模糊性，而数个世纪以来的民族史与西方史一直在抹杀这些特性。今天，我们在考察欧洲文艺复兴时焉能无视伊斯兰教国家、中国、印度与日本？若无视16世纪地球上的这些主要行动者，惶论对新世界的思考？
我在这里列举两个例子。让我们回到1517年，将近500年前。就是在那个年代，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受到马鲁古群岛遍地香料及其巨大利益的诱惑同时走上了征服之路。其中的一次征服大家耳熟能详，征服墨西哥对美洲大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另一次征服却弥久默闻，受到中国这个天朝大国的吸引，里斯本的士兵与水手谋划了这场征服，把中国及以南的各个领域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我们无意一字一句地比较这两个戏剧情节，而是更多地提示在这两个平行的征服进程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把这样一种过去搬上舞台，它不再只有两个场景，而是四个：西班牙与美洲，中国与葡萄牙。我们头脑里回响着具有先见之明的皮埃尔•肖努早在50年前就做出的预言：“将来，15-16世纪的欧洲扩张史将同时研究其成功的历史与中国扩张失败的历史。”
因此，这一研究是挖掘中国-葡萄牙世界、美洲-西班牙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全球性眼光思考这两个世界发生勾连的进程。殖民地史与帝国史研究中往往将其分割为两个事件，院系设置的割裂以及囿于不同文化领域的束缚所导致的碎片化，凡此种种， 都使我们无法认清在16世纪初突然开启的这两个进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说一方面，墨西哥印第安人步加勒比人后尘迅速消融在卡斯蒂利亚与欧洲的影响范围之内，但在亚洲这一侧面发生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里斯本在之后的数百年（如果说不是千年）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中与新的伙伴相互融合，一道浇灌着亚洲这片广袤的土地。
两个征服计划最初都是沿着欧洲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展开，西班牙人去往古巴岛，葡萄牙人到达马六甲。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伊比利亚人的征服事业使他们得以侵越旧世界之外的其他大陆。从此，这个舞台变成全球性的。如果说葡萄牙人很早就在亚洲成为获胜机会甚微的选手，转而悄无声息地从事其他经济与政治活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也远非凭一己之力获胜的骑士：如果没有同盟者与土著军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合作，它不可能征服这个国家。无论对西班牙有利还是使中国获益，一种全球化进程在16世纪开始启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它应当不无裨益。
墨西哥城-伊斯坦布尔
全球史方法除了研究把殖民地与宗主国连成一体的那些联系外，还应该探究超越这两者并对我们有颇多教益的其他联系。我们往往有这样一种印象，美国与伊斯兰教国家的紧张关系是晚近才有的现象。如若回溯到现代社会之初，我们就不得不撇清这一看法。我觉得，通过伊斯坦布尔与墨西哥的现存文本回到过去，对二者进行面对面的比较是个不错的方法。
曾执地中海之牛耳，也是欧洲一部分的奥斯曼帝国一度对新世界异常感兴趣，我们应该对此惊异不已？像伦敦一样，而且还是在同一时期内，伊斯坦布尔就开始收集详细的信息，绘制地图，并分析西印度群岛内部的关系。更令人不胜讶异的是，墨西哥，新西班牙的首都，也表现出对奥斯曼人野心的戒备。墨西哥城的知识精英们在17世纪初期开始思考高门（la Sublime Porte）未来的命运，与此同时，特别是在新西班牙的乡村，新皈依的大批印第安人加入针对摩尔人的军事训练，并参加他们所在村庄组织的模拟演习。1539年，至少有5000印第安人在特拉斯卡拉参加了模拟攻打耶路撒冷的演习。欧洲军队应该是得到墨西哥与秘鲁的印第安人以及加勒比人军队的支持。这些人就是所有那些参加演习的土著，他们与穿着土耳其人、叙利亚人与犹太人服装的其他印第安人作战。
历史学家曾倾向于把伊斯兰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出现与土耳其恢复在现代意大利的统治相提并论。但不要忘记，西班牙统治下的美洲很早就共同经历了同样的疑惧与困扰？就奥斯曼人来说，他们同样地很快意识到了新世界给基督教西方带来的巨大好处：
“请陛下恩准在将来把浸染着伊斯兰人民鲜血的利剑，直刺这片如此丰饶的土地，让新世界这片土地上处处可见伊斯兰教的礼仪，我们刚刚讲到的财富与这些可耻的不信奉伊斯兰教者的其他珍宝，由参加圣战的战士与我们的国家共享……”。
1580年，《新世界史》（Tarhi-i Hind-i garbi，此为奥斯曼土耳其语，作者佚名。感谢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罗伯特•弗兰克先生赐教——译者注）的作者在写给穆朗德二世的信中使用的就是这样一些字眼。
美洲化的进程
为什么要把伊比利亚向新世界的扩张与有关全球化机制的整体思考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我看来，我觉得，一种全球史方法要求把全球化起步阶段的新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更好地囊括进来。直到19世纪甚至常常是更长的时期以来，美洲一直被视为是西欧的附属品，它是被西欧所造就而后抛弃的地方。然而，一旦我们把殖民史与帝国史的各种不同进程细致区分开来，我们意识到世界的这个地区同样是富有别样活力的地方。
最初，不是在1492年，而是在1517年，当西班牙人在古巴岛发现了墨西哥古城遗迹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文明时，这一转向促使我们从整体上思考世界，打破欧洲/亚洲/非洲三边的陈旧观点，这个观点直到那时为止一直在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教国家占据主流地位。
从墨西哥城到利马，从纽约到布谊诺斯艾丽斯，对于那些睁开眼睛回望到几个世纪以前来观察它的少数人来说，美洲这个大实验场呈现出同样的独特性。这片遭到入侵的土地并不仅仅是欧洲主宰的锚泊之地，西方化的具体地点以及程度不同的种族混杂之所。长远看来，这片被殖民的地方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纳之地，每一次，以殖民熔炉深处的缓慢积淀为代价，那些原属欧洲、非洲与美洲印第安人的东西“被美洲化”，而后伸向这块大陆之外。换句话说，这一“美洲化”（américanisation）——它是另外一种类型，切记不要把它与美国对全世界的影响混为一谈——预示着我们今天正经历的全球化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洲这个空间成为一个无法绕过的起点，由此起航通向我们眼下所处的世界。这里，仅举二、三例证。
为了扎根美洲大陆，天主教离开欧洲的地中海摇篮，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开始了对从加拿大到佛罗里达、从智利到火地鸟的这块广袤大陆的征服。在当地修建教堂，在整个大陆范围内传播教义，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使天主教适应一个完全异于欧洲与拉丁世界的新环境，这些都促进了罗马基督教的美洲化，赋予了它真正的欧洲范围之外的元素，表现出将自身全球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完成建立“天主教”共同体的使命，而且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共同体。我还可以列出许多新教教会的例子。
同样地，把卡斯蒂利亚人的法律输入到西班牙支配下的美洲的结果，是把一套地方性的法律转变为适用于整个大陆而后遍及两个半球的一整套法规大全——《印度法》（Leyes de Indias）。这再一次证明，在此之前一直仅限于伊比利亚半岛地区使用的语言与价值体系向欧洲以外地区的传播，向肇始于西方的全球化法律网络的形成迈出了实实在在的也是决定性的一步。
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也是如此。如果不是美洲大陆为世界音乐增添了欧洲、非洲与美洲印第安人等多种传统音乐的精华，世界音乐能否是今天的样子？在殖民时代产生的流行音乐形式，在19世纪得到认可并在其后一个世纪里风靡全球：这些流行音乐形式仍将继续影响世界各地的音乐创作。这也许是以最为直接的形式展现出来的美洲化，堪称最典型的一个例证，也是最为成功的例子：三个大陆的音乐形式与原创性实践在新世界融合在一起并产生了此后传遍世界的新型音乐。
在这三个例子之外，还应该加上初期大规模地种族混杂社会的出现，激励我们思考殖民地时期的美洲在全球史视野下的地位。也就是说，一种批评性的全球化史。
新世界的历史教训
美洲这个空间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何以为了一个学科齐聚济南，它诞生于地中海岸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被重新定义，并一直以来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新世界激励我们思考一种主要是源于欧洲的，而后是西方的历史在全世界被强行构建的方式。
这种历史扩展至全球的过程值得认真研究，对于少数那些想要摆脱我们原有的历史学科——即使是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史学中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桎梏，重新审视这些直至今天仍有可能以唯欧洲视角来思考世界历史的方式。
欧洲历史学科的发展固步自封，它不仅无视在世界其他地区形成的传统史学——我此刻想的是中国——也拒绝考虑追寻伊比利亚人的航迹而呈现的其他历史解读，特别是墨西哥与秘鲁的情况。不仅16世纪的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已着手书写土著社会的历史，而且今天的土著印第安人与混血后代也对这种无视历史的情况做出回应，尝试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不同种族之间的相互冲击，以及那些导致非欧洲社会转向各种形式的西方化程度不同的殖民地社会的变化，这些变化前所未有且令人眼花缭乱。殖民化的历史主义与欧洲的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使每个人都涉身其中。从另一方面说，对土著知识精英与混血后代的回应与急迫要求使记忆历史化的呼声之间的冲突，我们越来越少地厚此薄彼。在无数的墨西哥古代手稿中，在现存雕刻的凹线上，在用字母文字所做的标注里，在在都显示出以不同方式理解过去所产生的全新创造相互竞争的情况。印第安精英正努力传承这些过去的意义，他们对时间与过去的感知，这些感知与他们的知识世界与感性世界相吻合但又没有拒斥技术上的革新——用字母进行书写，这是第三个维度——而这是经由欧洲殖民化过程输入的。从德斯科科到墨西哥的特拉斯卡拉，从泽尔高湖的阿梅卡梅卡到安第斯山脉，到处都涌现出对过去的新解释，以使印第安人的历史不被湮没于欧洲或基督教的基体之内。
于我而言，上述情况又增加了一个对现代黎明到来时的新世界感兴趣的理由。
谁是残食同类者？
说到底，只有我们与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可堪匹敌的征服相对照，才能完全呈现美洲化的意义：伊斯兰教化、汉化甚至是某些亚洲地区的俄罗斯化。没有什么表明我们今天正涉足其间的全球化将继续无休止地沿着美洲化与西方化的道路前行。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她很早就意识到通过吸纳美洲的白银，在伊比利亚时代的全球化中汲取最为精华的部分，这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全球化问题的一些有利因素。
既然身处中国，我们何不提及在这个葡萄牙人未曾深入的帝国内部出现的一个情景。在中国人的眼中，葡萄牙并不仅仅是”海上的强盗”，坊间传闻斥责他们为吃小孩的人。这些不胫而走的传闻营造了一个个可怕的形象，中国政府似乎有意利用这些传闻，以阻止中国百姓与这些令人不安的造访者接触。传闻说这些葡萄牙人偷来小孩“烤食”。
吊诡的是，当16世纪的欧洲人谈到食人者的时候，被指责的总是新世界的人，蒙田与接下来的无数其他人的作品描写并质疑了这些惨绝人寰的行为。对残食同类者的控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欧洲人先是把美洲印第安人塑造为残食同类的异族形象，以之为征服这些地方提供辩护，间接地以欧洲社会为参照对其大加挞伐。
而在中国这里，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这一次，被大加挞伐的对象，不再是遥隔万里或年代久远的蛮族，而是欧洲人自己。中国的史料把葡萄牙人比作喜食新鲜活人者，与他们过去把别人指为野蛮人的手法别无二致。我们欧洲人变成了残食他者的人，这个“他者”很久以来就知晓如何把所有的欧洲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
我希望就此打住——不作结论——在这份让我们回溯16世纪的史料上打住，它既反映了中国的情况，也反映了葡萄牙的情况。因为不作结论能迫使我们走出地球的一端去看另一端，因为这样才能打破欧洲优越感与所谓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因为这样能促使我们进行反向思维，并激励我们永不停歇地自我反问，正如电影艺术家蔡明亮的惊天一问：你那边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