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政治任务。5月24日，学校党委组织召开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座谈会”。为进一步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和师生员工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宗旨观念，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作出贡献，山大视点网站、《山东大学报》决定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交流座谈会专家发言予以刊登，在全校范围营造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良好氛围。
何中华：关于“中国梦”的几点思考
一、“中国梦”得以提出的背景
“中国梦”的提出决非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其特定针对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华民族实现崛起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和不断深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强国的需要。就其现实针对性而言，提出“中国梦”乃是重建共识和寻求新的动力源的需要。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特别是改革开放触及到深层矛盾，社会阶层及其背后的利益的分化和博弈，越来越妨碍着共识的建立和维系。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倘若缺乏基本共识，就将极大地妨碍向心力和凝聚力。所以，如何重建共识就成为一个必须先行解决的紧迫问题。“中国梦”能够最大限度地为炎黄子孙提供一个达成最广泛共识的平台。“中国梦”作为一种愿景，乃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精神力量，它是指向未来并向未来敞开着的规定。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物质的力量总是有限的。单靠物质利益的诱惑和奖金的刺激，是不成的。因为物质动力固有着一种天然的局限即衰减效应，而且奖励的数额绝对不能大于贡献的数额，一旦遇到这个极限，它就会出现失灵。所以，必须借助于精神力量才能弥补物质动力的局限，从而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中国梦”的文化蕴含
所谓“中国梦”，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认为，其中有两个关键词非常重要，一个是“中华民族”，另一个是“复兴”。“民族”既不是一个人种学概念，也不是一个地域学概念，它首先是一个文化学概念。所谓一个民族，就是分享了同一种文化传统的共同体。倘若从这种文化意义上来理解民族概念，那么，“中国梦”的内涵就应该被诠释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完成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就把中国由一个文化大国转变为一个文化强国。我们的历史足够地悠久。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即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唯独中国的文化流传至今。中国文化在内容上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不是匮乏的；它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中国文化大厦至少主要是由儒、道、释三足鼎立而成的。中华民族成员人数众多，遍布世界各地。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大国，是当之无愧的。但也必须承认并正视，我们今天离文化强国的目标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因为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国民在文明修养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提升，我们虽然也同世界上的一流的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但毋庸讳言，这种交流尚不能在文化上真正实现对等的对话，因而我们文化的国际地位还不足以支撑文化强国称号。我们的语言也还没有跻身于世界上的主流语言的行列。如果不能完成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转变，就很难说“中国梦”已经梦想成真。“复兴”则暗示了我们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巅峰状态。从历史看，汉唐盛世所曾达到的辉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文化情结。在文化意识日益觉醒的今天，如何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强烈诉求。欧洲文化在其历史上也有过两次井喷式的崛起，一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一是文艺复兴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并不是以告别传统的姿态实现的，恰恰相反，而是以复归传统为取向得以实现的。这也为中华民族的再次崛起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和启示。
三、“梦想”是“理想”而非“空想”
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必须仔细甄别“空想”和“理想”。空想主义无疑是错误的，它在学理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但是，理想主义则必须坚持。我们应该把“梦想”解读为“理想”，不能误读为“空想”。“画饼充饥”是不行的。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吃过很多苦头。历史的教训必须认真汲取。但不能因为以往有过教训，就连正当的理想也不要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过于务实，缺乏一点空灵。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是危险的。用缺乏理想的实用主义来取代“乌托邦”是错误的。其实，对于成就一个事物而言，虚实才能相生，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这也是东西方先哲告诉我们的古老的智慧。先秦思想家老子就主张虚实相生的道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要造成一个事物，必须是质料因和形式因相结合。一个时代过于务实，就会使人缺乏足够的远见，以至于容易犯短视的错误。为什么会出现生态和环境危机？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全球性问题”？我们的地球为什么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的发展何以遭遇到不可持续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们在对未来作出选择和决定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远见，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原因。据说印度有一句箴言：“不要在今天的祭坛上宰杀明天的机会。”怎么才能避免陷入这类误区？只有真正的理想，才有可能使我们以超然的眼光去审视现实，把握未来。理想主义无疑是治疗实用主义的一副“解毒剂”。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要求我们“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也就是“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这种超然的态度，有赖于批判尺度的确立。而这个尺度，只有在理想及其自觉的追求中才能现身。马克思的“从后思索”的运思方式，其本身就是理想主义的最恰当的反思形式。当然，我们追求理想，也不能脱离实际，恰当的态度应该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所以，在坚持“中国梦”的同时，决不能遗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
四、“中国梦”的哲学基础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阐释“中国梦”，可以更深刻地揭示其内涵。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意味着在人类思想史上实现了一场空前的哲学革命。它不仅根本改变了哲学的外在功能，而且根本重建了哲学本身的原初基础。马克思立足于人的存在建构自己的哲学，认为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存在方式。就此而言，可谓是“我实践故我在”。马克思正是通过实践唯物主义的建构，在哲学史上开辟了全新的批判方式，以实践的批判去取代思辨的逻辑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和温情的道德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只有实践的批判才是彻底的和真正有效的，因为拿马克思的话说，即是“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才能摧毁”。实践的批判无疑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批判。这也正是马克思为什么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同“共产主义者”视作同义词的根本原因所在。列宁在批判地继承黑格尔有关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实践不仅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而且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实践的这种双重品格，意味着人的此在性与超越性的统一。由此来理解“中国梦”，就必须把它诠解为“现在时”与“将来时”的有机统一，这种统一的实现并不在于遥远的未来这样的空洞的承诺，而就在于当下正在进行着的现实过程。因此，不能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作一种“非此即彼”式的、机械的、知性意义上的领会，而只能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在现实中代表着未来，而在未来中又隐含着现实。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