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11月8日下午，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士周绍明教授应山东大学全球史与跨国史研究院邀请，为同学们带来了“印刷机：一项欧洲发明及其在非欧洲地区的命运”的专题讲座。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刘家峰教授主持，儒学高等研究院何朝晖教授及历史学院相关专业学生参加了讲座。
　　周绍明教授阐述了印刷机在西方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在西方史学家看来，印刷机的发明与欧洲近代文化界的变革息息相关，没有印刷机就不会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进步，印刷机还曾经登上过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印刷机的命运迥然不同。周绍明教授用三张图片向同学们展示了东西方印刷业工作的鲜明区别。三张图片分别表现中国清代、十九世纪日本东京以及十六世纪欧洲的印刷工作。中国和日本的传统印刷工作（包括写作、代书、刻字、印刷等环节）均由个人独立完成，整个过程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但西欧的印刷工作中，工人们共同合作，分工细化，配合严密，同时还使用机械装置。
　　周绍明教授详细介绍了印刷机的发明和传播史。十五世纪中期，古滕堡印刷机在欧洲盛行，短短几十年便传播到威尼斯、巴黎、伦敦、罗马、斯特拉斯堡和莫斯科等城市。由于印刷机的广泛应用，文艺复兴运动随之影响到整个欧洲，进而推动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周绍明教授认为，印刷机在欧洲带来的影响是革命性的。然而到了十六世纪，印刷机流传到欧洲殖民地和世界其他地区时，结果却大不相同。在中东国家和印度等地，受印刷资料和当地传统书写材料的限制，印刷机未能盛行。在日本，由于印刷文献以固定的“四书五经”为主，木刻版印刷仍占主流。当耶稣会士于康熙年间将印刷机这项“高科技”带入中国时，中国人不屑一顾。
　　周绍明教授还与同学们探讨了印刷机在中国没有时兴的原因。一是文字，中国文人热爱书法美学，崇尚字体艺术，印刷机很难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二是东西方生产方式不同，中国以个人经验和工具结合为主，印刷机的使用则要求分工合作；三是经济，中文汉字数量庞大，采用金属活字成本高昂，木活字更为实惠，中国坚持木刻版是社会需求和市场选择的理性结果。最后周绍明教授谈到，从全球史视角来看，一种更先进或更实用的技术被引进并不一定能立刻代替传统技术。他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传统事物如何应对新事物及其背后的深刻原因。
　　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早年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汉学，曾任教于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现为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院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宋明间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书籍史和藏书史以及徽学的研究，擅长打破边界，从社会史、经济史的角度从事研究工作，是《剑桥中国史》宋代经济一章的作者之一。著作主要有：《东亚的艺术与权力》、《中国国家与宫廷礼权》、《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华南地区新的乡村秩序的建立》、《东亚的书籍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