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问题，我国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这种争论集中表现在这样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36命题”还是“38命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1936年还是1938年最早提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1938年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张闻天是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内负总责的主要领导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就是由他最先提出来的；“36命题”由此而来。另一种观点认为，刘少奇是在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早的提出这一命题的主要领导人。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早在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之前的1939年7月，即庆祝建党十八周年的时候，刘少奇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1941年6月，刘少奇又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向党内明确发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理由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最先讲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然而，探索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方面的严重缺失。毛泽东不仅是党、国家、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和伟大领袖，而且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出版社等国家新闻出版单位，公开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大量文献，包括他的报告、讲话、文章、书信、诗词等等。其中发行量最大、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是1951年经过毛泽东本人审定并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1版，1991年仍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2版，以及1993年起仍然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公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文集》等著作。通过查阅检索上述文献，均无法寻找到1938年前后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但从已经公开出版发行的文献资料中得知，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的9至11月在延安召开的。毛泽东在10月12至14日的会议上做了《论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全文，《毛泽东选集》第1版和第2版都没有收录，而被这两个版本收录的仅仅是经过修订的该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内容。1981年12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辑并内部发行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收录了毛泽东《论新阶段》报告中除了已在《毛泽东选集》第2卷刊登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第八部分《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外的全部内容，使研究者可以了解到毛泽东报告的整体情况。
　　尽管无论翻阅已经公开出版的与《论新阶段》内容相关的《毛泽东选集》的部分内容，还是查找内部本的《论新阶段》报告全文，都看不到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文字表述，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思想已经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即《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的学习一节里这样谈到：“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是同一个思想认识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马克思主义同各个不同国家民族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过程。同样的道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表现在中国，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俄国，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提法，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存在着内涵与外延的差异性。更为重要的是，仍然无法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上述问题得到了合理地解决。这一工程已经形成了一大批研究的崭新成果，其中作为重点之一的全国普通高校的统编教材《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一书中，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做出了明确地回答。该书指出：“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该书接下来引用了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段论述，作为其理论依据。该书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经过笔者查对，上述引文不是出自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或《毛泽东文集》，而是来自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在一定范围内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该文件选集的第11册，收录了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报告的全文。由于该文件选集没有通过新华书店各销售网点的公开发行，其转播影响面是十分有限的。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的严重不足，不能不说是造成理论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问题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1年6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6卷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向海内外公开出版发行。该文献选编的第15册，收录了毛泽东《论新阶段》报告的全文。这是迄今为止社会大众均能学习查阅该报告的最为准确、也最具有权威性的版本。“选编”中的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公开出版发行，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毛泽东《论新阶段》报告的原貌，而且更加深刻理解了1951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在《毛泽东选集》第1版“本书出版的说明”中所指出的“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和修改”的准确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之争的顺利解决，表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思想家的结论，得到最终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