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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周濂谈伯林的两种自由观

发布日期:2013年09月29日 10:58 点击次数:

  [本站讯]9月27日,著名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周濂副教授做客“天人讲堂”第56讲,作了题为“伯林的两种自由观”的学术报告。
  讲座开始,周濂副教授简单介绍了犹太人以赛亚•伯林的身世背景及其学术经历。在1921年,伯林随父母从苏联迁到英国亲身经历了共产国际革命及其结果,并在牛津大学学习,在30、40年代与日常语言学派如奥斯丁等人有深入的交往,然而后来他却从分析哲学转入思想史的研究。在1958年,伯林就任牛津大学的教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伯林发表了《自由的两种概念》这篇文章,此文被认为是20世纪政治哲学领域最为重要的文章。
  首先,周濂副教授解释了讲座中涉及的几个基础概念。他解释了“政治哲学”的什么的问题,引用了乔纳森•沃夫的话:“谁得到了什么?谁说了算?”这两个问题被解释为政治分配正义问题和政治权威的归属和政治权力正当性的问题。紧接着,他谈到充满争议的“自由是什么”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随后,他从现实生活层面解读了政治哲学与政治核心的主题——强制与服从,并给出一系列问题引发对这一主题的思考:“为什么要服从?为什么不能如我所愿地生活?如果的不服从会有什么后果?因此会被强制吗?”
  周濂副教授谈到,也正是基于以上政治哲学所界定和思考的范畴,伯林提出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他将伯林的两种自由的界定概括为两组问题。消极自由探讨的是:我被统治到什么程度?或,在什么范围内我是主人?而积极自由是:我是被谁在统治?或,谁是主人?
  接着,周濂副教授说明了对“消极自由”的概念存在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消极自由被认为是不存在阻碍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的障碍。他引用了伯林《自由论》导论中讨论到的自由的基本定义,说明了自由和欲望并不存在关系,进而以心理学中讨论的“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s)”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例证进一步解释。第二个误解是:消极自由被认为等同于行动本身。伯林所论述的消极自由是你有没有行动的机会,在此区分了消极自由中feeling free和being free的不同层面,指出伯林注意到了自由和自由的条件存在的不同。他总结了消极自由的定义:外在约束获得限制的阙如。最后他认为,作为价值多元主义者的伯林强调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并不能做严格的概念区分,并且消极自由并不比积极自由更为重要。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形态,而伯林在《两个自由概念》文章中  强调消极自由,正是在20世纪积极自由造成严重社会政治危害的背景下提出的。
  对于“积极自由”,周濂副教授说明了积极自由存在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不仅仅是缺乏外在干预的状态,而且同时意味着以某种方式行为的能力和权利,即讨论自由与自由的条件的关系。第二阶段是由于理性的自主及理性的自我引导,一个人的生活不再由低级的欲望主导,而是由理性的欲望所主导。按照人的正常心理状况,人们会因为想要达到更加高级、完善的自我,会接受这一阶段的自由。以此为基础,他认为家长制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成立的。第三阶段是内在的真实的自我外化成外在的更加大写的自我,这些外在的、显示更为理性、更高级的自我包含文化、种族、国家、传统等因素。周濂副教授谈到这第三种状态是伯林较为担心的积极自由的扭曲版本,人们很容易地会接受更加“高级的自我”,如国家、教会、民族、阶级等等对我们的引导,然而这是存在危险性的。他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各种案例来说明积极自由在社会和国家中所起到的负面影响,并且分析了两个自由与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关系。他一再强调伯林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之下提出积极自由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大于消极自由的危害,并提出自由社会的统治原则。
  最后,周濂副教授阐明了价值一元论和价值多元主义的区别,他主要追溯了一元论和多元论的古希腊哲学背景。同时,他论及消极自由和多元主义的关系问题,在伯林那里消极自由并不是一个最高原则,认为自由主义无法为自己奠定一个绝对主义的基础。但是,伯林强调了消极自由对人类社会和人的生活重要性,消极自由被认为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哪怕这个选择和决定会很渺小也可能出错误,然而这个行为本身是很重要的,它代表着人之为人的本性,代表这是我的选择本身。政治哲学领域对这两个自由概念的谈论依然持有不同见解。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主持了本期的“天人讲堂”,全校百余名师生聆听讲座,并在演讲结束后就权利和义务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关系,贡斯当的自由观和伯林自由观之比较等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
  周濂,北京大学哲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语言哲学。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三联哈佛燕京丛书2008年6月),译有《苏格拉底》、《海德格尔、哲学、纳粹主义》(均为合译)。长期担任“西方哲学智慧”,“外国哲学原著选读”,“政治哲学原著选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兼任《知识分子论丛》与《公共哲学》杂志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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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单位:犹太与跨宗教研究中心    作者:文/谢丁坚 图/齐晓东    编辑:新闻中心总编室    责任编辑:王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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