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4月16日，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学术预热活动之一、“天人讲堂”第63讲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举行，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作了题为“反传统、传统热和民族主义转向”的学术讲座。
　　讲座从历史发生学的视角展开，包括反传统是如何发生的、近代中国反传统思想的讨论以及对现代传统热的反思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雷颐研究员回到近代中国历史语境讨论了反传统是怎样发生的问题。他首先引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认为同一种理论在不同社会中产生的效果不同，当理论学说进入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时，往往会与这些历史的语境进行更加深入的磨合。雷颐研究员引入近代日本对于反传统的反映，以涩泽荣一撰写的《〈论语〉与算盘》为例，认为日本社会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反传统或反儒学的现象。相较于近代中国对儒学的“使用”，其最后的作用与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他列举了林则徐、李鸿章等人的例子，说明了传统儒学大大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成为近代“反传统”思潮兴起的导火索。雷颐研究员评论， 传统、经典的“实在意义”是在权威阐释和社会、历史的实践中形成的，延续了上千年的儒学更是不能像“标本”一样被冷藏起来，而需要紧随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更新。
　　讨论了反传统的发生缘由后，雷颐研究员讲述了近代中国反传统“知识考古”，他认为中国真正的全盘反传统是从戊戌运动开始，到辛亥革命时完成。雷颐研究员认为，在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进一步分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伦理和国家观念。近代以前，传统的国家观念主张皇权神授、朕即国家，统治者作为国家的绝对家长。近代西方所带来的是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主张天赋人权，人人平等。雷颐研究员引述了梁启超、严复等人对于西方民主政治观念和科学思想的赞赏以及他们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激烈批判的言论，将这些概括为“儒学过时论”。他认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并没有超过辛亥革命前改革派或革命派的批判。
　　讲座的最后，雷颐研究员分析了现代传统热的背景，指出传统热主要是以国学的复兴和提倡为前导的。他谈到国学这一概念的起源和发展。他谈到，“国学”一词兴起于日本，是当时在日中国留学生提出的，其目的是排斥清政府的统治。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以儒学为天下的真理观念遭到严重挑战：一方面革新派主张反传统，另一方面胡适提倡保有本民族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党人开始针对胡适的说法进行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国学被视为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遭到严厉批判。“文革”时期，对国学的批判达到顶点。随着文革结束，各项学术研究渐次恢复，国学作为一种与社会现实关系相对薄弱的“纯学术”开始获得独立自由研究的空间。1989年后半年国学开始“走红”，形成了一股引人注目的“国学热”。近年来，国学进一步与“国家文化安全”联系起来。雷颐研究员阐述了国学在与政治、社会和经济因素激荡中的不同外表，及与不同时代的关系。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主持了本期“天人讲堂”，全校百余名师生聆听讲座，并在演讲结束后与主讲人进行了互动交流。
　　雷颐，著名学者，祖籍湖南长沙，1956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出版了《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等专著以及《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等译著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