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高度肯定了70年来《文史哲》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方面做出的努力，进一步明确了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目标使命，并对办好高品质学术期刊提出了殷切期望，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三年来，学校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大力实施文化引领和学术兴校战略，努力把学习成效持续转化为推动人文社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期，学校特约部分学院和教师代表撰写感言，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哲社学院教授何中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叙事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向人文学术界提出了一项重要任务：“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叙事，无疑构成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形式，同时又是以中国人为主体所进行的能动的建构过程。这种实践上的自主性，必然要求理论上的自主性。探索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丰富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语境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诉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形式，客观要求孕育出与之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形式。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不能满足于“照着讲”，更需要“接着讲”。这有赖于对“中国经验”——包括实践层面即“中国道路”的实际探索，也包括观念层面即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解释学视野和背景——不断地反刍和升华。可以说，这个“接着讲”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本土经验和本土文化相互选择进而实现有机结合的过程。
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化和拓展，离不开“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离不开解释学“前见”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文化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是过去完成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它是一个向未来敞开着的过程。因此，需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不断探索其当代形式。对于深邃而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加以深入挖掘、整理和阐释，这一古典学术的功夫就构成这种探索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需要不断被唤醒，特别是晚清以来那些被现代性所遮蔽了的方面。这是我们在回应时代质询中持续要做的工作。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学术界责无旁贷，也大有可为。
我们需要适当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固然也要通过中国人的释读来得以表征，但其重心并不把中国特质作为诠释变量予以正视和考量，即使作为一个中国人去诠释马克思，也是以最大限度的“客观”态度和立场去进行，以便回到“马克思”本身。就此而言，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德国人在面对“马克思”的时候，其遇到的问题及使用的方法不应当存在什么不可忽略不计的差别。这种工作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它丝毫不能排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叙事的正当性和迫切性。因为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过是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一种铺垫和准备罢了。如何才能写出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不仅需要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需要充分体现中国的“民族形式”，更重要的在于不断反刍并真正消化“中国经验”。
马克思当年明确反对并拒绝那种超历史的一般的“历史哲学”，他讽刺地说：“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在他看来，“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去理解历史现象，是永远达不到目的的。因为抽象一旦离开了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我们只知道唯一的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倘若不内在地融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并使之上升为一种反思性地把握到了的自觉形式，就不可能同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发生实质性的相遇和真正意义上的照面。
列宁在去世前不久，曾经基于俄国革命的具体经验和“世界历史”的特定语境，作出预言：“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被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一再证明。它极大地丰富并拓展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理解，而且矫正了人们容易陷入的那种抽象地、教条化地理解的误区。
黑格尔曾说：“真理不是一枚铸就的硬币。”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朝向未来的敞显中，根据其越来越丰富的实践形式，通过不断的自我建构、自我发展，才能实现其在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前提下的自我肯定。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书写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叙事，乃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