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4月1日至2日，经济学院举办慈善捐赠与公共品供给研讨会，来自南方科技大学、康考迪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南京审计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厦门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会并作学术报告。

会议伊始，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林平介绍了经济学院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引进情况，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一流经济学科。

会议包括六个部分，分别围绕不同主题展开研讨。第一部分的主题为“同群效应、群体冲突和俱乐部动态”，由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吉鹏主持。

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叶茂亮作了题为“Peer Effects in Philanthropic Behaviours: Evidence from Random Assignment of Roommates”的报告。报告指出，慈善事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力有限，慈善机构可以作为有价值的替代品，但目前关于发展中国家慈善行为驱动力的经验证据很少。研究利用大学室友的随机分配和工具变量的方法，借助因果关系识别了同辈对于个人捐赠决定的影响，并将慈善行为中同辈效应的分析扩展到中国，丰富了已有文献研究。研究发现，同辈的捐赠和志愿服务对于个人慈善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且具有不同程度慈善行为的个体所受到的影响不同，这表明社会压力是同辈影响的一种潜在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捐赠和志愿服务的同辈效应在性别、地区和大学年级等方面存在异质性。

康考迪亚大学的谢欢作了题为“Polarized Preferences in Public Goods Provision: An Online Experiment”的报告。文章研究了一个公共物品博弈的在线实验，其中包括两组参与者（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他们对公共物品的偏好呈现两极分化。博弈的特点为每个组内都存在传统的搭便车问题，两组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2×2的实验设计中，每个参与者决定是否在无条件和有条件的捐赠任务中为小组帐户作出贡献。研究发现，不同MPCRs和框架在有条件捐赠任务中存在混合处理效果。在所有处理中，参与者的捐赠随本组其他人的捐赠增加而显著增加，但不取决于对方组的捐赠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多数群体的捐赠率要高于少数群体；参与者的捐赠行为更多受到对本组成员的条件合作动机的驱动，而较少受到对对立组成员的竞争动机的驱动。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連暐虹作了题为“Club Dynamics and Non-Rival Resources”的报告。报告考虑了一个动态的俱乐部产品博弈，该博弈的每个参与者可以将其他玩家纳入自己的俱乐部（也可以将其排除在外），并为所在俱乐部作出有益贡献。为了解俱乐部成员资格和捐赠背后的互惠动态，报告实施了四种实验处理：俱乐部成员是否能够被邀请、被排除、两者兼有或均无。研究发现，在具备最灵活的入会程序的前提下，捐赠最高的俱乐部具有最稳定的规模；永久将会员排除在俱乐部之外的能力会诱导参与者之间最大程度的互惠行为，这是捐赠的关键决定因素。此外，报告还研究了俱乐部产品博弈中的先前经验如何影响在准公共品博弈的后续捐赠行为。俱乐部产品博弈中灵活会员待遇的经验导致公共品博弈中最高的捐赠，而完全不灵活的会员制只能产生最低捐赠，灵活的会员制俱乐部产品博弈可以作为在公共品博弈中培养社会高效行为的先驱。总之，研究有助于确定有效提供非竞争性资源的群体和个人层面的动态。

第二部分的主题为“相对收入激励、组织声誉与慈善捐献”，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WISE)副教授李智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湘红作了题为“公共品和慈善捐献的相对收入激励——实地和实验室的研究”的报告。研究认为，公益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为慈善和公共品两个维度，公益捐献中公共品和慈善属性的差异往往被忽视，相对收入引发的参照点效应对这两类捐献的影响有不同激励。该研究在实验中引入了实地的环保公共品和扶贫慈善项目，探讨高低收入者在不同的相对收入环境中的捐赠决策，并用实验室模拟进行稳健性检验。理论分析表明，相对收入通过不同激励途径和规范偏好影响两类项目，在公共品中更多表现为条件合作和参照点效应、在收入转移的慈善中主要表现为利他动机和不平等厌恶。实验结果显示，在公共品贡献中，给定绝对收入水平，个体的相对收入降低会使得其捐献额增加，而相对收入升高却不改变其捐献行为。在慈善捐献时，个体的绝对收入和信念机制对其捐献额影响较多，而相对收入环境的影响较小。实验室模拟的公共品和慈善捐献也证明了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加深了对于相对收入激励下的捐赠行为的理解，为相关政策设计提供了借鉴。

张吉鹏教授作了题为“慈善组织声誉与信息披露对个人捐赠意愿和风险态度的影响”的报告。他以中国私人捐赠发展不充分的特征事实为例，指出中国慈善事业在机构数量、质量及制度建设层面存在不足，理解慈善捐赠的决定因素是推动三次分配和发展公益事业的基础研究。研究设计了一项基于真实慈善组织的实验，通过给被试提供真实的金钱激励，让其在一系列关于金钱自留或捐赠给慈善组织的选项中进行选择，测度其捐赠意愿和对慈善风险的态度，及其与慈善组织声誉信息披露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被试对于同伴的捐赠意愿更高；慈善风险偏好在中国不同的慈善机构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相比声誉较低的慈善组织，被试对声誉较高组织的平均捐赠意愿高出约24%；声誉信息的披露和慈善组织声誉的排名对个人的捐赠意愿都有显著影响。当慈善捐赠存在风险时，被试倾向于利用捐赠的不确定性作为不捐赠的理由。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公民慈善捐赠的动机和个体对于慈善组织风险的态度，以及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声誉管理与信息披露。

第三部分的主题为“在线平台的筹款策略”，由連暐虹主持。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郑路作了题为“Social Economic Background, Narrative Strategy, Network Characteristic and Crowdsourcing Outcome”的报告。报告介绍了中国医疗支出变化的基本情况，并引入关于在线医疗众筹（OMC）在解决医疗不平等方面作用的研究。本文聚焦于个体筹款项目，采用文本分析、网络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水滴筹的网络募捐模式，发现使用水滴筹平台求助的人大多为农民、工人、残障人士等，其中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求助者占比高于东部地区，但东部和中部地区求助人的筹款效果更好，女性和年轻人相对来说更易筹到目标金额。文章通过分析求助文本的语言风格发现，表现乐观的求助文本更能提升筹款完成率。基于网络结构分析，研究还发现，网络规模对于筹款目标的实现具有正向作用，即每增加100人转发，筹款成功率约提升1%；网络密度对筹款目标的实现没有显著影响，网络直径、中介中心式的扩大反而带来负向作用。通过进一步讨论，文章得出了一般性结论：与国外的网络众筹方式不同，水滴筹在医院配备专人寻找目标用户、扩大宣传覆盖面的方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求助文本中传递的乐观精神是网络众筹成功的重要影响因素。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沈吉作了题为“在线慈善众筹中匹配捐款的动态影响：理论与实证”的报告。报告指出，在线众筹平台可利用网络汇聚慈善性捐助辅助公益性项目融资，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获得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基于社会协调机制的“第三次分配”的实践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线慈善众筹过程中，平台可以借助企业和基金会的大额捐款对个人捐款进行匹配，即匹配捐款机制。匹配捐款是否能够有效刺激个人捐款，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经典的公共理论指出，公共品的非排他性导致个人捐助者有“搭便车”的动机，企业的匹配捐款会“挤出”个人捐款产生。另一方面，动态公共品博弈产生的“跨时策略互补”效应会激发个体多捐助。本文采用离散公共品的动态自发供给模型分析了匹配捐款如何影响个人捐款额。模型分析显示，在“搭便车”动机与“跨时互补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匹配捐款是否产生“挤出”效应取决于公益项目是否具有较高的内在质量。项目质量较高时，即达成目标筹款金额的内生预期较短，则匹配捐款可以提升个人捐款额。研究利用慈善众筹网站Kiva的项目捐款微观数据，建立预测模型构造项目质量的动态测量。实证分析结果支持基于理论模型分析得到的假说。

第四部分的主题为“家庭捐赠、儒家文化与社会繁荣”，由郑路主持。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易梦洁作了题为“社会保险与家庭捐赠——来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的报告。她指出，随着慈善事业被日渐重视，我国微观个体捐赠“覆盖面窄、水平低”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易梦洁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利用我国分批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动态双差法研究了养老参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捐赠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保的实施会提高捐赠参与率4.3个百分点，同时提高捐赠金额21%。这其中收入效应和保险效应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在参与新农保后，家庭对未来生活更加充满希望，这也有助于捐赠支出的增加。新农保对捐赠的影响还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这些结论对于理解我们个体捐赠行为的现状，以及调整政策改变捐赠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铠豪作了题为“儒家文化、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的报告。目前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的微观数据探讨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家庭社会捐赠以及共同富裕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各城市孔庙数量、清代进士人数和儒家书院数量三种测度方式互为补充来衡量当地儒家文化浓厚程度，进而系统探究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以及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增加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并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儒家文化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家国情怀三个路径促进了家庭社会捐赠；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贫富悬殊程度强化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而邻里效应和对外开放程度弱化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儒家文化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支出进而缓解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促进了共同富裕。最后，本文依据结论提出了大力弘扬儒家文化、积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效、积极孵化培育慈善组织和不断提升医疗保险覆盖率的政策建议。

南京审计大学泽尔腾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杨春雷作了题为“华夏传统道德仁义礼思想体系vs新古典及行为经济学”的报告，尝试建立了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联系。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的“中国发展奇迹”对自20世纪初西方主流政治与经济理论关于中国发展潜力的评估与预测构成了严肃挑战。报告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社会效益观念及新古典经济学强调合作与协调的问题，用社会效益及福利最大化原则一以贯之梳理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并在儒家经典中确认了物以类聚机制与行为的重要地位，论证了历代教化旌表实践的相辅相成作用可促进社会合作与信任。报告最后讨论了中西思维范式的系统差异、跨系统交叉价值判断之荒谬以及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正确系统认知，明确了“四个自信”的建立基础。

第五部分的主题为“公共产品提供的机制设计”，由杨春雷主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捷作了题为“A Deduction Mechanism for Public Goods Provision:Theory and Experiment”的报告。报告发现，社会中的许多结果是由个体决策者们为了获得更多好处而对个人资源进行分配的情况下集体决定的，但私人利益和社会整体福祉之间经常出现利益冲突。因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在公共产品贡献博弈之前的简单承诺机制，每个参与者同时独立地提出一个扣除率，作为其私人投资账户回报率所降低比率的建议，群体扣除率由个人所提议的扣除率的最低水平决定。研究发现，在具有线性收益的两阶段博弈中，在选择足够高的群体扣除率的情况下，在精炼均衡中实现了最优结果，该机制还提高了非线性博弈的效率。研究还进行了实验室实验，实证调查了反直觉机制是否工作以及如何工作，实验结果还强调了实例学习机会的重要性。即使重复参与，许多被试者仍坚持选择低扣除率，因此，结果仍然是低福利。但是，如果先外生给定群体扣除率的案例，主体能很快在内生决定扣除率时快速学习并获得有效结果。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杨朔作了题为“Group Identity and Peer Punishment”的报告。鉴于在社会困境中合作至关重要但很难维持的现象，文章进行了一项实验室实验，调查群体认同和同伴惩罚如何影响拥有不同社会群体的异质性社区中（假设群体的范围小于社区）的合作。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群体，为他们共同社区的公共品作出贡献，同时也可以付出很多代价去惩罚另一个人。研究发现，与不区分群体的同质社区相比，在异质群体里惩罚者的惩罚具有区别性：他们对同社区内的贡献平等者惩罚更少，但对同社区内的贡献不足者惩罚更严厉。与同质社区相比，异质社区中的被惩罚者通过不同程度地增加贡献从而更加积极地对群体内和群体外惩罚作出反应。因此，相比于同质团体，异质团体中的同伴惩罚更能增加合作和提高经济效率。这些影响取决于群体分类和参与者群体身份的完整信息。研究结果为增加公共品供应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并且表明异质社区比同质社区中的同伴惩罚更加有力。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张博宇作了题为“Climate GamewithFinancial Incentives”的报告。他提到，温室气体减排合作对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然而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定》并没有设计惩罚和激励机制来促进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上的合作。因此，文章研究了财政激励（FI）对全球减排合作的影响，发达国家可以通过FI激励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作者进行了行为实验和博弈理论分析，以阐明源于人类有限理性或不同国家之间固有的自私动机的可能结果偏差。研究结果表明，FI系统促进了全球减排贡献的增加，并有效减少了全球排放，显著提高了实现国际协议中指定目标的可能性。该结果发生在没有任何约束性强制执行的情况下，并且强烈建议发达国家应该将其部分财政收入用于激励发展中国家减少排放。

第六部分的主题为“Threshold Public Goods Provision”，由王湘红主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闫巨博作了题为“Price-Based versus Non-Price-Based Rebate Rules in Threshol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Evidence from Large-Group Experiments”的报告。报告指出，在许多社会、经济和环境背景下，提高大群体的公共产品供应阈值是一个重要但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现有实验证据表明，在供应阈值未知、价值分布未知的一次性公共物品博弈中，返利规则有助于大群体实现需求充分揭示，但是缺乏对可能驱动因素的讨论。文章比较了两种有前景的基于价格的返还规则，即均一价格上限（UPC）和均一价格拍卖（UPA），和几种常用的非基于价格的返还规则在相同信息环境下的大小群体中的表现。文章描述了与不同返还规则相关的超额贡献的边际惩罚，并通过对照实验研究了个体信念和条件贡献策略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成比例的或基于价格的返还规则下的大群体表现得更好。UPC优于其他所有返还规则，因为在两种群体规模的个体和群体层面都实现了需求充分披露。文章的关键观点是，个体的条件贡献策略依赖于边际惩罚，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贡献和别人的感知贡献相匹配；UPC在一个广泛的个体贡献水平范围内具有零边际惩罚的特点，并且对他人的贡献产生最高的期望。研究结果提供了基于信念的证据，以支持在大群体公共产品供应问题中使用基于价格的返还规则。

李智作了题为“Coordination via Alternative Assurance Mechanisms in Threshold Public Goods Provision”的报告。作者提出了一种通用保险机制 (GAM)，统一了文献中现有的三种相关机制，包括占优保险合同 (DAC, Tabarrok (1998))、退款奖金 (RBM, Zubrickas (2014)) 和保险补偿机制 (APM, Li et al.（2014 ））。 三个机制都通过向贡献者提供项目失败时的保险补偿来鼓励作出贡献承诺。占优保险合同指定了贡献值、保险补偿金额和最低签订人数，只能选择是否接收；退款奖金机制按贡献值比例提供保险补偿；保险补偿机制是在贡献达到门槛水平才支付保险补偿。作者刻画了完全信息下通用保险机制的均衡集，在统一理论框架下比较三种机制的均衡异同，并进行实验检验。虽然理论上三种机制都能显著减少不提供的搭便车均衡，并在一些条件下具有相同的均衡集合，实验结果却存在显著差异。实验检验发现，有明确贡献信号的占优保险合同和保险补偿机制在提供率方面表现更好，有固定和明确的保险补偿金在协调个人和团体的贡献以及改善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为设计有效的均衡协调与选择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