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人：张延杰（儒学高等研究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文科教育是培养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新文科”建设是对过去文科教育的反思和改进，对于推动文科教育的创新性发展以及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项建设自2018年正式发端便引人关注，至2019年“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后更是被广泛讨论。山东大学不仅充分认识到此项建设的迫切性，更是对此项建设的要求和任务做了深刻的分析和实践推进。本期栏目特邀来自不同学院的学者就“新文科”建设相关问题做出思考与分享。
王学典（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何谓“新文科”？
“新文科”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经史子集原为图书分类，虽然也具有稀薄的学科分类意味，但毕竟和现代学科分类有巨大距离。文理工医等现代学科分类从一开始就移植于西方，完全照搬自西方。不仅大的分类体系如此，小的分类体系如所谓“文科”内部的分类体系也同样如此。所以中国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分类框架，无论大小，皆是从无到有一点点取自西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新文科”则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
“五四”前后，我们开始了对欧美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也曾照搬过原苏联的学科分类。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向西方敞开了大门，开始了第二次全盘照搬西方的学科，大规模地从西方移植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等。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提倡在高校的上述学科尽量使用西方的原版教科书。这种移植如同上面所说，对中国传统学术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场深刻的学术革命，填补了现代学术空白，没有这一引进就没有现代学术，其意义不容低估，但“言必称希腊”的弊端也如影随形，相伴而来。经过上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的努力，从欧美移植过来的这些学科本身尽管都是在中国语境下由中国人自己在研究，但是这些学科浓厚的西方气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几乎表现在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上。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通过这些具有浓厚西方气质的学科，究竟是想为“欧美”造就人才还是为我们自己造就人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人尖锐指出过：“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的……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材，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材。”著名的“人类学中国化”主张者吴文藻先生当时也明确指出，“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其结果是使我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越离越远”，以至“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甚至提出：我们要办“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尽管从上世纪30年代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发起过“学术中国化”运动，但将近一百年过去了，这一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正是鉴于这一以往的教训，正是在以往学界努力的基础上，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这样，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过程终于正式开启。当下的中国文科各领域都面临着从西方化的学科体系向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转型这样一个挑战或任务。在我看来，所谓“新文科”和旧文科之间的差异，顺理成章的应该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当然就是所谓的“新文科”。在这方面，文科各门类毫无疑问都有许多艰巨工作要做，但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管理学这些直接从西方照搬过来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特色的锻造方面，面临的任务似乎更重。
从“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
新旧文科之间，除了内容上有无中国特色之外，另一点差异，就是“旧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而“新文科”格外追求“学科融合”。从“分科治学”走向学科交叉，换句话说，从“分科治学”走向“科际融合”，甚至走向一些新生的文科门类，这是学科发展下一步要解决的一个方向性问题。而我们所追求的“新文科”就是那种破除学科壁垒走向各学科“大融合”的文科。
大家知道，“分科治学”是现在所有学科的基本存在方式，这个方式本身没问题。不分科，我们没办法实现专业化、专门化，而没有专门化和专业化，研究根本无法深入。但问题在于，这种“分科治学”的学术生产方式是大工业初始时代的产物。大工业初起时特别强调分工，分工才有效益，分工才能提高效率。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拿出相当的或者最重要的篇幅谈分工的重要原因。“分科治学”是工业革命初起时产业组织范式在学术上的投影。大工业初始时代特别强调分工，这一点投射到科学研究上，就是特别强调分科，特别强调学术上的精细分工。
产业的组织形态左右着科研的组织形态。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产业发展史上的信息化时代，更强调学科联合，更强调学科融合、“科际融合”，乃至现在的新趋势不是“联合”“融合”“整合”的问题，而是出现了一些全新的带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等。继数学成为各学科的工具之后，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也都已经工具化了。文科中的基础学科如文学、历史、哲学等也正在向工具化转变。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强调学科交叉？就是大家现在都看到了学科界限或精细“分科治学”的弊端了，问题的存在已经很严重了。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学科分类，文史哲、政经法、数理化、工医农等等，已经只具有教育学的意义，不具有学术研究的意义。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考上了大学，我来大学读书，我必须被放到一个专业里边，你学政治，他学经济，另外的人学数学，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学习，猛虎吃天还得找个下牙的地方。但对于科研而言，不是这样。现在的分科已经成为学术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壁垒。将来的学术形态、学术组织形式肯定将发生根本变化，因为信息时代已经到来。伴随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变迁，整个科研的组织形态不可能我自岿然不动！现在为什么格外强调团队？就是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通政经法，但组织团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跨学科的问题、学科交叉的问题、打通学科壁垒的问题，可以通过团队的形式和规模来实现。文科需要不需要团队？完全需要，甚至于文科更需要团队。团队将是未来文科科研的主要组织形式，如同分工单干曾是以往文科科研的基本形式一样。
“新文科”与“新时代”
还应该看到，“新文科”建设任务的提出，与学术界跨入“新时代”密切相关。应该看到，学术界的内外形势，现在均已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动，不管是否自觉和自愿，当下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都在重建与现实的联系，与政治的联系，与意识形态的联系。而更加强调学以致用，可能将会成为未来“新文科”的突出特征。
学院派的学术研究要不要关照现实？校园的学者要不要有超越专业目标的现实关怀？国家民族的巨大需求要不要关注？这里事实上提出了“学术与现实”的关系、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知识论问题。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学术认识的过程中，“现实”等外部因素究竟是否是一种正面的因素？“文革”后一段时间之内，人们普遍认为：为现实而研究学术必定导致歪曲研究对象的真相。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没有“现实”就没有任何“学术”，“学术史”演变的最大动力、最活跃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不是学术自身而是“外部现实”。史学学术史上有大量事例说明了一点：没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根本不会有所谓的“廿四史”和《资治通鉴》，没有清算“帝国主义血账”的政治信念和现实诉求，也根本就不会有著名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学术史事实。
现在，随着“新时代”的来临，“为学术而学术”的时代看来已趋向终结，与现实、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缔结更加紧密的新关系，似乎将攸关每个学科的新生命，也肯定将构成“新文科”的最鲜明特征。
曹廷求（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院的“新文科”建设探索
经济学院积极响应“新文科”建设的号召，认真学习“新文科”建设精神、踏实践行“新文科”建设理念，按照“瘦身、长高、变强”的专业建设思路，根据学校的部署安排，下大力气进行专业调整和专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彰显“厚基础、重交叉、国际化”的专业特色，在专业建设中取得初步成效。
发挥山大多学科优势，积极与兄弟学院合作，共同建设新专业
学院积极响应当今学科融通发展的要求和经济社会对高端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借助学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在本科层面，与政管学院、哲社学院联合开设“哲学政治学经济学（PPE）菁英班”，旨在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多层次、创新型的人文社会科学交叉融通的高端人才；该班于2020年获批为校级“新文科”基地班（非新设专业）。
顺应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科学技术对金融业的冲击改造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金融人才需求新变化，经济学院与软件学院合作，联合培养金融科技方向专业硕士。该专业方向旨在通过金融学与计算机信息科学的交叉培养，满足社会对金融科技复合型高端应用型人才的现实需求。
学院按照“双一流”的标准进行专业建设，4个本科专业的建设水平不断提升，2020年学院的财政学、金融学两个专业率先被教育部批准为国家级一流建设专业点，2021年学院的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两个专业获评国家级一流建设专业点，实现了国家级一流专业百分之百全覆盖，为“新文科”建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积极响应新需求、适应新变化、不断推动传统优势专业转型升级
经济学专业是经济系和经济学院的起源性专业，为了适应新时代对经济学人才的新需求，学院按照具有扎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深厚人文底蕴和宽广国际视野、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强烈创新意识和中国主体意识、能够适应全球化与现代化需要高端研究型人才的培养目标，通过“经济学+信息化+国际化”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1+1+1”网格化的培养体系和“1+4+1”全方位育人、协同育人的育人体系，成功申报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基地2.0计划。
经济学院2003年就开始与数学学院联合开设“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实验班”，以此为依托申报的“金融-数学跨学科交叉应用型人才培养实验区”于2008年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项目”，2013年改名“彭实戈班”，经过近20年的建设和积累，已经成为人才特色培养的重要模式和院际合作的样板。2018年学院将该班与金融工程专业整合成金融学专业的一个特色方向，进一步明确培养目标，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调整，不仅增强了该方向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也进一步彰显了金融学专业的特色和优势。
经济学院的经济金融国际化实验班因为鲜明的国际化特色和高培养质量，自2012年创办以来一直受到广泛欢迎，学校在当年高考录取中把该班列入提前批次录取，生源质量稳定。为适应近年来国家对国际化人才培养需求的不断提高和学校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的需要，学院启动国际化课程建设2.0计划，对国际化实验班进行改造升级，从培养方向、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教学手段、教学资源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质量标准和建设要求，真正实现“中国学生走出去”和“国际学生引进来”的双重目标。
学院的金融学专业本科教学涵盖多校区的专升本、双学位、本科生等多层级学位，点多面广，教学工作量大。学院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抓住在线课程建设契机，对金融学专业涉及的13门课程进行了慕课课程建设，率先实现全专业课程教学模式转变，极大提高了专业的影响力。
通过开门办大学，实现产学研有机衔接，不断探索实践育人新模式
通过课程思政、社会实践等多种形式，将课程学习与实践育人相结合。学院立足于全面打造“道业相融、德才兼备”的具有经济类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格局的建设目标，通过建设“三个体系”，凝练“四个模块”，实施“五项举措”，打造“6个1”的建设成果，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科研工作和学院育人工作，实现学院课程思政全覆盖，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奠定基础。
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开展持续性品牌建设，通过品牌铸特色，通过特色显成效。以泰德全国大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为例，作为校“一院一品”校园文化建设重点项目，泰德于2013年在“学生的需求导向”与“文化的主动引领”的碰撞中诞生，经过包括候选人在内的全院上下的努力，已经塑造成拥有广泛知名度的学生实践品牌。
通过搭建实质性的产学研平台，不断创新专业建设新模式
学院发挥学科优势，积极与有关部门合作，通过成立合作平台、联合协同育人等多种形式创新开展合作。例如，学院与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共建人大预算监督研究中心，并在东营、费县、青岛新海岸新区等建设多层级的研究基地，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大预算监督工作创新模式，努力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通过中心全体老师的不懈努力，山东大学人大预算监督研究由理论研究走向资政服务，由单兵作战迈向专业协同，财政学科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人大预算监督制度建设的能力迈上新台阶。
学院与省反垄断局联合成立竞争政策研究中心，通过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更好地发挥学术研究与执法实践的协同作用。学院还与省土地发展集团、济南市地方金融监督局、历下CBD等合作共建了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平台，与省银保监局、工行、中行、招行、农发行等开展全面深层次合作。尤其是多年来坚持与中国建设银行开展实质性合作，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建立实习基地、聘请兼职导师等，还通过参与“建行大学”建设，联合成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合作研究等为老师提供了参与银行创新业务、共享建行发展成果和独特资源的机会，为学生提供了接触现实、了解业务流程和提升自我的平台，为专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学科生态。
（本文发表于山东大学报2021年第7期，整理：张延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