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富恒（1911～2001），河北滦县人，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者、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山东大学原校长，中国民主同盟山东省委名誉主委。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会长、《美国文学研究》主编。民盟第四、五届中央常委，山东省第六届、第七届政协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副会长，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第一届会长。1982年获哈佛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称号的学者。
吴富恒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和祖父都以教书为业。1927年毕业于天津市扶轮中学。1929年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学院（北师大前身）预科，1931年升入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1935年6月毕业后，在北平师大附中任英语教师。其间，参加由英国著名学者瑞恰慈教授创办、旨在推广英语教学的“正字学会”。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出走天津，在工商学院附中任教。1938年，又辗转至云南昆明，在瑞云中学任英语教师。后与清华大学教授吴可读等人创办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任教务长。1940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跟瑞恰慈教授进修语义学和文艺评论，同时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攻读教育心理学。1941年12月获硕士学位。1942年初返回祖国。初仍在昆明英语专科学校任教，翌年应聘至云南大学，担任英语教授。1944年该校设立英语系，他任系主任，同时担任英国文学和文艺批评等课程的教学。1945年，“一二•一”惨案爆发，迫于白色恐怖，吴富恒离开了昆明，于1947年1月到达上海，会见了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华岗，经他介绍去烟台解放区，在胶东行署特派员姚仲明领导下的英文报纸《芝罘新闻》担任副主编。1948年9月，吴富恒随军进入济南，参加接管山东师范学院的工作。接着，山东师范学院并入华东大学，吴富恒随之进入华东大学任教。
吴富恒到华东大学后，先任文学院教授，后又任文艺系和文学系主任，并兼学校文工团团长。他不但亲自讲授文艺理论课，而且常常带领文工团到山东各地演出。在文艺的宣传实践中，他把自己投入到了时代革命洪流中。虽然这一段工作只有短短两年多时间，但是令吴富恒引为自豪的是，今天的上海戏剧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山东艺术学院的一些教学骨干，上海、山东及至北京等地文艺界的一些知名文艺评论家、导演、演员、歌唱家、画家，不少就是当年华东大学文艺系培养出来的。
1950年，华东大学迁青岛，1951年3月与山东大学合并，成为新的山东大学。吴富恒任文学院院长兼外语系主任。1952年撤掉院的建制，吴富恒改任教务长。1959年，吴富恒任副校长。分管科研和师资培养工作，为健全学校科研规划和科研体制，扶持建立晶体材料、美国文学的学科作出重要贡献。其间于1963年起兼任所创设的美国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污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十年动乱”结束后，于1977年8月和1978年3月，相继出席中共“十一大”和全国科学大会。1978年6月，出任山东大学校长、校党委副书记，为学校的拨乱反正、教学科研秩序的恢复建立、学校在新时期的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84年退居二线。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吴富恒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称号的学者。久负盛名的哈佛大学，每年遵例要向若干国际名流、政界要人颁授荣誉博士学位，这是令世人羡慕的一种殊荣。1982年6月10日，一位中国人获得了这一荣衔。他就是当时任山东大学校长、71岁的吴富恒教授。
1982年是哈佛大学建校346周年校庆。一辆一辆豪华型林肯大轿车，一个一个地把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九男二女，从波士顿最考究的旅馆海尔登旅馆，接到会场上来。11个人中的10人都按照惯例戴上了博士帽，穿上了博士服，这些人的名字灿若星斗，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他们坐在年轻的哈佛毕业生前排，与黑压压的会场融为一片。在乌压压的背景上，11人中的一位学者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山东大学校长昊富恒教授、荣誉法学博士的获得者，没有戴博士帽，穿了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发如银丝，目似朗星，温文儒雅，不卑不亢，极有气派却又谦恭有礼。他的夫人、美国文学专家陆凡教授应邀陪同在座。授奖仪式前，讲究礼仪的吴富恒教授特地询问过董事会：“我要不要穿规定的服装?““你不穿!”哈佛大学董事会的人忙说，“就您一个中国人，也是一个特色呢!”在这儿中国那句俗语也是适用的：物以稀为贵。建校300多年，哈佛还是第一次授予一个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学者以荣誉法学博士，而这位学者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哈佛当局不仅认为这是一件稀奇的事，有意思的是甚至认为是值得骄傲的事：我们哈佛的毕业生在别的国家做大学校长!尤其是，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做重点大学的校长!穿着中山装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领取荣誉博士证书，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哈佛大学德莱克•博克校长对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校友吴富恒作了很高的评价：“1978年以来，中国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为复兴“文革”后的大学发挥了主要作用。吴一直促进和国外的教育交流，特别是和美国文学文化界学者的交流……”哈佛大学授予吴富恒的荣誉法学博士证书上也写着：“在危险的年代里，这位爱国的教育家坚持标榜教育和学术，把它作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富有生命力的社会的基础。”
整整40年!1942年吴富恒获得哈佛教育硕士回国，从硕士到博士，从哈佛到哈佛，走了40年!
山东大学享誉国内外，首先是因为它在学术领域里一贯保持着浓厚的活跃学术气氛。吴富恒长期分管科研，他认为科研不但可以促教育、出成果，而且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有效途径。今天，山东大学的一批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大多是50年代、60年代学校确定的重点培养对象，他们都是吴富恒培植的科研大树上结出的累累硕果。
山东大学1951年5月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学术刊物《文史哲》。《文史哲》最早由华岗校长任社长，陆侃如、吴富恒任副社长。这个刊物是50年代国内学术界一个活跃的学术园地。山东大学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这个刊物。“文革”后，为恢复《文史哲》，吴富恒奔走各方，筹集经费，寻求支援，自任编委会主任，亲自策划，亲自审稿，使它以崭新的面貌再度问世。直至今天，《文史哲》仍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文科学术刊物之一。
1963年，吴富恒倡导在山东大学建立了由他兼任主任的美国文学研究室。这是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研究美国文学的学术机构。这不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而且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胆略。当时，通过这个渠道，研究室获得了关于美国文学界及文化界的大量信息，有些信息还及时反映给中央有关部门，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文革”之后，吴富恒又主持将研究室扩建为研究所。1978年，在吴富恒的提倡下，在济南召开了美国文学讨论会。一年后，又在烟台开会，成立了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吴富恒被推举为会长，在中国开了研究美国文学和文化的先河。美国文学研究会和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一起创办了《现代美国文学研究》和《美国文学丛刊》。
在理科科研方面，吴富恒同样倾注了大量心血。蒋民华院士曾深有感触地说：“山东大学的晶体研究，之所以会取得今天这样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要归功于成仿吾、吴富恒这两位富有远见的领导。如果没有他们全心全意长期不懈地大力支持，它恐怕早就夭折了。”
1958年，海军研制声呐装置，急需一种人造晶体材料。研制人造晶体，当时在世界上还处在起步阶段。有这种晶体材料的国家当然要卡我们的脖子，而国内又不能制造。海军部门向山东大学发出了呼救信号。
刚刚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助教蒋民华等几位青年教师，勇敢地接受了这项试验任务。但是，要在实验室试制出这种晶体材料谈何容易？这时，作为校长的成仿吾和作为分管科研的副校长吴富恒，把这看作是造就一个新学科、培养一批好人才的良好机遇，于是给予大力支持和扶植，帮助他们解决种种困难，鼓励他们不断克服畏难情绪，并常常深入到实验室去看望他们，慰问他们。
蒋民华他们不负人民重托，很快就研制出所急需的晶体材料。
为了给晶体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成仿吾、吴富恒又决定把晶体实验小组扩建为研究室，从化学系的建制中独立出来。
吴富恒任校长后，为发展晶体研究采取了两大决策：第一是走出去，让蒋民华及其他人员出国进修、讲学、参加国际会议，扩大眼界，增长见识，瞄准国际先进目标，使晶体研究向国际一流水平看齐。第二是请进来，第一位被邀请的是国际晶体学界的权威、国际晶体生长组织主席美国劳迪斯博士。有趣的是，劳迪斯博士来访，他惊讶地发现，山东大学晶体研究室不用复杂的低温操作即用亚稳相方法培养出了高质量的DKDP晶体，从而否定了劳迪斯在其权威著作《单晶生长》一书中所陈述的观点：用亚稳相方法难以生长出这种高质量的晶体材料。为此，劳迪斯表示要整个修改他的著作。后来，经过劳迪斯的广泛介绍，“中国山东大学晶体研究室”（随后改为“所”）的名字走向了世界，广为同行所知。蒋民华也成了引人注目的晶体专家。来晶体研究所访问的名流学者则更是络绎不绝。
吴富恒治校有个明确目标，就是要把山东大学办成一流大学。他上任伊始，就由山东大学发起，召开了一次关于真理标准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许多学者名流，应邀赴会，慷慨陈词，从而打破忌谈两个“凡是”的理论禁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次讨论会为学校的拨乱反正打开了通道，在高校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吴富恒非常重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他任职内，山东大学和哈佛等许多名牌大学建立了广泛经常的校际联系，请来了上百位外国专家执教，派出了二百余名教师进修，如今他们都成了教学科研骨干。
吴富恒非常重视人才。吴富恒出任校长后，想到了1957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的学生会主席乔幼梅，并得悉了另一个被打成“右派”的沈为霞的下落，她曾任过山东大学团委书记，调到省团委后不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丈夫被整自杀，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滞留海南岛。吴富恒过去和她们并没有直接的师生关系，但对她们的出色才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于是“利用职权”先后把她们调进了山东大学。当时乔幼梅不愿回来，吴校长派人去“三顾茅庐”，甚至捎话说：“乔幼梅再不同意来，我就要登门面请了。”后来乔幼梅、沈为霞分别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监委副书记，为山东大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为教育家的吴富恒，以他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社会的卓越贡献，同时成为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从1950年始，他就一直在人大、政协、民盟等担任着重要领导职务。他曾在解放初担任过民盟济南市支部临时工委主任委员、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也先后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山东省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88年1月～1997年9月），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第一、五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第四、五、六、七届常委、民盟山东省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委（在三届三次全会上当选为主委）、民盟山东省委员会第四、五届主委，1997年后任民盟山东省委员会名誉主委。
他以他既平易又非凡的人格、品行、才能、功绩、风度，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一致赞誉和褒奖。1985年，英国皇家出版公司将他列入《当代国际功绩卓著名人录》。1987年，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将他列入《国际有卓越成就的领导名人录》。1990年，美国传记中心将他列入《国际光荣录》。1991年，他被列入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现代著名社会科学家传》。1991年，他被列入中国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当代名人录》。1992年，他接受了国家特殊贡献奖。
吴富恒不但是位教育家、英美文学专家，而且还是一位诗论家。他对诗歌写作特别是诗歌翻译颇有研究，为此还出版了《译诗琐言》和《诗与真实》两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