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读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人的求知欲望是本能的。我从部队回来之后就面临着选择，我们当地的高中校长想聘我去教书。但是我自信能够成为高考成功的一员，所以选择参加高考。我们校长给我提供意见，他告诉我哲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总和，劝我报考这个专业。这句话对我上大学选择专业影响很大。

1988年我到国外去时已是讲师身份，但是没有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哲学系还没有博士点，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有博士点。于是我在读博士时期将研究转向了国际政治方向，一方面是因为感觉没读博士总归是没学够知识，另一方面则是我在国外求学时对国外的实际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国际政治学科，而叫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

逐渐地，我感受到应该从科社里区分出国政。开设国政其实是对科社的加强，而不是削弱。研究国家大政方针离不开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1994年，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学生都转向了国际政治，教国际共运史的老师也都开展国政的课程。后来为建博士点去北京答辩的时候，有同行说我们没有政治学。我回答说，科社虽然范围有限，但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它就是中国的政治学。

在我来之前，学院已经上报了设立国际政治专业的申请。

关于学院的命名，我和赵明义老师也展开过讨论。最初，赵老师命名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学院”，我认为过于复杂，专业上过多的限定会限制专业的范围。后来，我又觉得“国际关系”范围也不够大，到2001年，考虑到政治学类研究理论不能脱离研究实践，于是增添了行政管理专业。原来的学院名不足以涵盖这些专业，就又修改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后来很多学校也采用了这种命名方式。

建立国际政治专业时，申报硕士点比较容易，申请博士点则较为困难。拿到一级学科博士点，才相当于搭起了这个专业的牌子，否则难以留下人才。当时的困难主要在于缺乏高级职称的老师。一个专业至少得三个导师、两个方向，才具备申报资质。我们以亚太研究所和欧洲研究中心以及系里的几个老师为基础申报，幸运的是，博士点申请一举获批。之后两三年，我们又开始争取一级学科授权点，由此搭建起了我们专业的招牌。

学科建设初期，我们的优势是欧洲研究，正逢当时欧盟处于发展阶段，我们取得了不少课题与资助。欧盟的资助是有条件的，要求我们举办活动要同其他高校开展合作，因此山大进一步与清华等其他院校建立了联系，合作完成了很多项目。我们专业曾经还邀请名人来交流授课，比如一些国家大使，再比如在国际政治领域知名度很高的约瑟夫·奈。

当时我们学科能建设起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老师们的外出交流经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老师及决策人开拓了眼界，为后续的研究以及专业培养体系构建提供了有效帮助。

在学科上，区域国别研究有地位上升的趋势，但是国际政治仍处于基础学科地位。特别是本科教育阶段，学生一定要打牢基础，全面、扎实地掌握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我希望年轻人踏踏实实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学习就像养蚕，在成蛹之前，多多积累，这样做出来的茧才能织成大件，成虫的时候才漂亮。现在网络信息也十分发达，年轻人应该借助网络来拓宽眼界，了解国内国际的情况，真正认识中国，坚定地跟党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刘玉安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4年第28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