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士与山东大学堂西学教习合影
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折《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及光绪皇帝朱批
赫士当年穿戴的袍服
1944年，坐落在潍县乐道院旧址的盟国侨民集中营，日美在这里交换首批战俘。一位本来有机会走出牢狱的老人却推辞说：“我立志献身中国的教育事业，现在年近九十，而且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不如把生还的机会让给青年人，我自愿葬身异国。”这位老人就是曾担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教习的美国人赫士。最终，赫士因病于当年8月2日在集中营去世，并被埋葬在外国侨民墓地，享年87岁，实现了他于1882年启程来华时的誓言：“愿以此生付中华”。
其人其事
赫士（Watson McMillan Hayes，1857-1944），1857年11月23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默瑟县，父母务农，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赫士的幼年，伴随着美国南北战争的硝烟阴影。就在赫士8岁时，父亲战死沙场，撇下母亲和少不更事的兄弟两人。在外祖母一家的帮扶下，自幼聪颖好学的赫士进入本地小学，读了一年之后即升入中学，学习代数、拉丁文和希腊文等课程。中学毕业后，兄弟俩同时考上了大学，但因家境贫寒，只能供养一人，最终只好通过抽签决定命运。在幸运女神的眷顾之下，赫士中签并得以进入威斯敏斯特学院。在四年紧张的大学时光里，赫士努力研读理化生等自然科学，也学习拉丁文、希腊文等语言学科，这为他后来在华创办现代教育并接引推广西方自然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学业基础。
赫士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奋兴布道运动在北美大陆影响高涨之际。因此，在大学毕业后，和大多数同学一样，赫士进入匹兹堡神学院修读神学。又因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北长老会的母会驻地，赫士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名北长老会的教友。1882年8月，赫士被按立为牧师，同年11月接受美国北长老会派遣，偕新婚妻子赫美吉（W. M. Hayes）到达山东登州（今属山东蓬莱），自此开启了62年的中华情缘。
赫士之所以来华，并被分派到登州工作，主要是美国北长老会所办“文会馆”的师资紧缺之故。登州文会馆创建于1864年，1882年向长老会母会申请大学资质并在1884年获批，“该时所谓高等学校，照全国而论，当以登州文会馆为第一”。在校执教期间，赫士考虑到国内缺少合适的教材，便根据当时西方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结合中国学生的知识基础，编写出数学、天文、声学、光学、热学、天文等课程的教材。
在1890年召开的基督教在华第二次全国大会上，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著名文化传播机构“中华教育会”（原名益智书会）提议，对西方著述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中译，应该统一专有术语的翻译。有着自然科学学科基础的同时又有着文会馆实际教学经验的赫士，被文会馆的馆主（校长）、中华教育会会长狄考文推荐，于1891年转赴上海，参加相关术语的译定和词典的编纂工作，此后兼充这一岗位多达5个春秋。
1896年，狄考文从文会馆去职，专心赴沪从事《圣经》中译工作，并嘱赫士接任文会馆校长之职。在赫士治理之下，文会馆的发展达到历史顶峰。美国哈佛大学刘广京的研究表明，此时文会馆的正斋接近于美国大学预科阶段，特别是后两年教学内容的水平和美国大学一二年级不差上下。1898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成立，首任西学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Martin）携刘永锡、仲伟仪、朱葆琛等文会馆8名师生前去任教。据统计，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除一人之外，其余均从文会馆毕业。
实际上，不仅是为京师大学堂输送了西学师资，文会馆的毕业生“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上海地区的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震旦大学，华北地区的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堂，江浙地区的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之江大学等省区的新式大学堂，都活跃着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
1901年秋，赫士应山东巡抚袁世凯之邀，由登州赶赴省城济南，携文会馆22名中外教习与抚衙随员唐绍仪、周学熙一道参与山东大学堂的筹办，由此结下了与山东大学的三年学缘。
章程治校
山东大学诞生的1901年，正是中华民族生存危亡之际，可谓“国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国”。“东亚病夫”“一盘散沙”“各自为谋”“任人宰割”等耻辱性的标签成了当时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写照。义和团运动过后，清政府推行新政变法。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国家强弱，在于人才；人才之兴，源于学校”。就在《辛丑条约》签订7天后，光绪帝于1901年9月14日颁发兴学诏令，要求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当时统管全国学务的京师大学堂，因前期八国联军劫掠北京，此时还未能复校（1902年12月复校），因而对于改制的措施和路径，清政府在国家层面缺少制度引领，各地兴办学务也缺少路径遵循。
如何找到可引领的制度和能遵循的路径？赫士被聘为山东大学总教习后，决定以文会馆37年的办学经验为规划蓝本，并以1891年出版的《登郡文会馆典章》为制度借鉴，在一个月的有限时间内，既厘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方法，又制定学堂条规、起草办学章程。11月4日，袁世凯上奏清政府兴办山东大学堂折并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12天后，光绪皇帝朱批旨准，并认为该章程因应时势，详规较为完整，下令全国推广。1901年11月25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山东大学校庆日实际上采用的是旧历日期），山东大学在济南开校的当日，光绪皇帝在北京再次下旨督促全国各地督抚，在兴办新式大学堂时要以山东办法为蓝本：“著政务处即将该署督原奏并单开章程，通行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
一时之间，在山东大学堂的制度启发之下，“各省学堂大半仿照办理”。江苏巡抚聂缉椝在改设苏州中西学堂为省城大学堂时称，该校课程、等级、班次等皆借鉴《山东大学堂章程》。浙江巡抚任道镕在改设浙江省境大中小学堂时说，“其他一切条规略仿山东章程”，只是山东大学堂兼包中、小两学，而浙江则系各堂分设，情事稍异，量加变通而已。河南巡抚锡良在奏办河南大学堂时称，“其章程则仿照山东学堂规制”；山西巡抚岑春煊在筹建山西大学堂中亦多次表示：“会商再四，佥以为山东大学堂章程本极周密，既当仿照。”
在山东大学办学章程中，提出了“为天下储人才”和“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奠基了山东大学办学的精神品格。“为天下储人才”是山东大学的天下观，表明了山东大学汇通中外、放眼世界的博大胸襟，“为国家图富强”则是山东大学的国家观，蕴育了山东大学“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
而且，根据章程规定，大学堂分为备斋、正斋、专斋分级授课，其中专斋等同于高等教育，开设了十门也就是10个专业，如中外政治学、商学、工学、矿学、农学、测绘学、医学等，既有社会科学学科，也有自然科学学科。这表明山东大学自诞生起，就与国家经济、政治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说，山东大学自创建以来，就是要用自己的理想与情怀、实干和进取，去创新教育、再造国民，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强盛。
据赫士的孙女玛格丽特·霍利斯特（MargaretHollister）在其回忆录中记述，礼拜天休息日制度也是赫士在山东大学堂率先实施，并在1902年前后向清政府上折，奏请将每七天休息一日立为国家制度，从学校向全国各行业推广，并最终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旨准。
百余年后的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度批准6所高校的办学章程，此后又有百余所高校的办学章程获准通过，依照章程治校已然成为高校办学的共识。而山东大学堂早在1901年就发出了历史的先声，且其章程内容翔实，条理精密，“为各省学堂之冠，各省学堂大半仿照办理”。因此，山东大学堂在这股兴办新式大学堂的历史潮流中率先承担了建章立制的历史责任，其章程也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化肇始的标志。这既是山东大学堂留给中国高等教育的丰厚遗产，也是赫士在山东大学百廿年轮中留下的永恒印记。
声光力热电
袁世凯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说：“课士之道，师范最难。方今风气尚未大开，兼通中西学问之人，殊不多觏”，故须延聘外人为师。但是“各国洋人，类多骄蹇不受钤制”，“现由臣访订美国人赫士充任大学堂教习”。实际上，山东大学堂于11月25日开校之后，赫士担任的不仅是“大学堂教习”，而且还是“总教习”，可谓是教习中的教习。
“总教习”是何许职位？按照《山东大学堂章程》规定，山东大学堂的管理职责一分为三：设立“总办”（相当于现在的校长），统管学校大小事务；设立“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负责选聘教员和核定课程；设立“监督”（相当于现在主抓学生工作的副校长），负责督饬管理学生。因此，赫士在山东大学堂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中西师资选聘和教学工作。
赫士负责山东大学堂的教学工作，可以说是不二人选。在文会馆执教期间，赫士就根据西方自然科学最新进展，结合中国学生学习实际，编译了不少自然科学类教材。在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部，至今还储藏着赫士所编《光学揭要》《声学揭要》《热学揭要》三书，分别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和二十六年（1900年）经上海美华书馆刊行。泛黄的书卷诉说了赫士在自然科学在华传播史上的筚路蓝缕，也映征了山东大学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源性大学的历史之据。
我们知道，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而赫士在4年之后就将这项世界现代物理学的诞生标志，在《光学揭要》中以“然根光”之中文术名，率先在中国引介与传播。此书也被物理学界称作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光学教科书，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也将之列为“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而《声学揭要》一书，则被音乐学界奉为“国内音乐声学的发端”。中国近代著名学术大家章太炎先生（又名章炳麟），在其青春时期曾阅读过赫士所译《天文揭要》一书。除了上述数书，赫士还翻译整编了《热学揭要》《对数表》《天文初阶》等近代自然科学教材。可以说，赫士先生的治学与教材编研遍及多门自然科学，对现代化知识在中国的接引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据载，中国电影教育开山宗师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就在登州文会馆做过学生。当时的文会馆为招徕中国学生求学，曾在学校摆出三件舶来品：一张照片、一台显微镜和一架望远镜。1898年，在赫士担任校长的第三年，文会馆从海外购置一台电影机作为教具，孙熹圣就协助学校的西学教习开箱安装并调试拍摄。如何在浩若烟海的中文词汇中对译“cinema”一词，孙熹圣从“电造活动影”“电活影”最终简化译为“电影”，成为中文世界里第一个把“cinema”称作“电影”的中国人。
1896年，中华教育会举行第二次大会，并成立科技术语委员会，聘狄考文任主席，赫士与傅兰雅、文教治、嘉约翰、师图尔等人担任委员。然而，傅兰雅不久离华回国，文教治因故辞职，嘉约翰不在沪上，科技术语尤其是化学术语的厘定工作只好先由赫士与师图尔拟定初稿，最终再交由狄考文定稿。
经过两年努力，科技术语委员会于1898年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发表了《修订化学元素表》，1901年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化学术语与命名法》一书，1904年又出版《术语辞汇》这份术语百科全书。大家如今耳熟能详的“原子”被赫士等人翻译为“元点”，“原子量”被翻译为“元重”，“分子”被翻译为“合点”，“分子量”翻译为“合重”。赫士等人的翻译虽然与今时通用的术语有着偏差，但是主要是受限于晚清这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语言。
更富意义的地方在于，赫士等人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次给出了无机化合物的中文命名原则，尤其是赫士本人所厘定的“化学”这一学科名词，被中文世界沿袭使用至今。赫士等人在翻译时，首先确定几类重要化合物的类属译名，如“acids”，在此前多被译为“强水”，此次统一翻译为“酸”。当然，酸有强弱之分，赫士等人又进一步以“下、弱、次强、强”等以作区分。这一套无机化合物的命名法虽然还不够完善，但毕竟是中文世界对无机化合物的第一次中文命名方案，也为1905年杜亚泉的无机物命名方案提供了知识的基础和概念的前提。
“山二代”“山三代”与“山四代”
2022年2月，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在与山东神学院贺爱霞女士交流中得知，赫士的一件袍服至今还由其美国的外曾孙保罗·霍利斯特先生（Paul Hollister）保存，且对方有意捐赠。作为一名老山大人，傅有德意识到这件袍服对考源山东大学早期历史的重要性，当即便与学校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赵海联系并获支持。傅有德与赫士后人七度邮件往来，获得了袍服照片与相关史实细节。学校考虑到此项工作实际上涉及外事，便交由山东大学国际事务部时任部长孙凤收与山东大学博物馆原馆长方辉教授会同研究。方辉与国家文物局相关司局沟通汇报，拟定了通过文物返回的形式开展捐赠及接收活动。2024年6月初，山东大学副校长刘建亚、校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赵海一行奔赴美国，与赫士的这位曾外孙顺利对接，并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之下，圆满完成了这项捐赠活动。
这件袍服，实际上是由于赫士创办山东大学堂有功，并在清政府推行新式大学堂的历史潮流中发挥了制度示范作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下旨御赐嘉奖而来。事实上，赫士早年在主管文会馆时就因为全国新式学堂培养了大批师资，而被清政府赏赐“进士”头衔。赫士本人对这一名誉也是相当中意，在1899年出版的《天文揭要》一书中特意署名“美国进士赫士著”。
赫士的此件袍服在历经123年后回到山东大学，既是对赫士参与创建山东大学堂的历史回念和永恒表彰，也与“奏办山东大学堂折”和“山东大学堂开校师生合影”一道构成了山东大学堂所以被称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起源性大学的直接信物。而这些山东大学的“立校之本”和“开校之据”，都是得益于“山二代”“山三代”甚至是“山四代”的奔波斡旋和凝心聚力。
先来说“山二代”与“奏办山东大学堂折”。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于1901年11月29日、12月18至20日刊登在《北京新闻汇报》上，随后一些报刊摘要转登，但各报对奏折全文都未刊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管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是在大陆范围内有影响的档案馆、图书馆，虽然发现了当时各省仿照《山东大学堂章程》筹建大学堂的奏折及其章程，可是唯独没有发现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的折稿原件。正是因为对山东大学起源历史的构建一直缺少史物实证，在1996年举行95周年校庆之前，学校历史往往只能以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为办学起点。
在时任校长曾繁仁教授的部署下，相关工作人员将目光抛向海峡对岸，推测折稿原件极有可能是在南京国民政府败退台湾时，随着其它明清档案一道被转移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2000年，山东大学副校长徐显明带团访问台湾，拜访了曾任“美龄号”机长的衣复恩，提请这位著名的衣林氏家族的后人帮忙查寻袁世凯奏折及《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原件。
衣林氏家族来自山东莱州，父亲姓衣，母亲姓林。衣复恩的父亲衣振青为齐鲁大学校董，叔父林济青曾于1936至1938年担任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外祖父林青山曾为登州文会馆教师。可以说，衣复恩是典型的“山二代”，对家乡和山东大学的发展极为上心。衣复恩托付曾任台湾大学校长也是山东乡亲的孙震，从台北故宫博物院着手查找，终于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沉睡近百年的“折稿”原件。2001年山东大学举行百年校庆，孙震先生出席大会，带回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及光绪皇帝朱批的复制本。作为山东大学堂“立校之本”的这份文献百年之后终回山东大学的怀抱，在其诞生地重新焕发出精神的力量，闪耀着文化的光芒。
再来看“山三代”与“山东大学堂开校师生合影”。在南京工作的山东黄县籍仲维畅先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广泛搜集其祖父仲伟仪的生平资料。仲伟仪为登州文会馆1885届毕业生，1898年在京师大学堂开校后应聘到校任教，1901年又随赫士来山东大学堂担任格致学教习。1983年初，仲维畅先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想找到其祖父在京师大学堂讲授天文算学的有关史料，却一无所获，自此便以搜寻整理祖父相关文献与实物资料为生平志向。2008年，仲维畅先生来山东大学参观，发现学校在1901年开校时只有文献实证，即孙震先生从台北带回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于是，便在2009年再次来访时带来了他费劲搜集到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山东大学开校师生代表合影，一张是山东大学开校时赫士、仲伟仪等7名西学教习的合影，自此成为山东大学的“开校之据”。
赫士第四代后人此次捐赠赫士当年穿戴的袍服，又向我们讲述了“山四代”与山东大学的故事，汇聚了海内外山大校友对母校历史的挚爱、对母校现实的关怀以及对母校发展的期待。山东大学之所以蜚声中外，不仅在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还在于人才济济，名家辈出。从山东大学堂创办14年仅毕业七届770余名毕业生，到如今已培养耕耘在祖国各个领域的70余万毕业生，一代又一代山大人责任在肩，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将个人理想与追求和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始终走在民族复兴和时代潮流的前列，在伟大复兴路上展现山大形象、镌刻山大印记、描绘山大画卷。山大的历史篇章由一代代山大人接续写就，山大的精神文化系一代代山大人共同铸成，山大的灿烂未来仍须全体山大人携手共赴。（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4年第19期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