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荧（1915～1969），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主观派美学的代表人物,并吕荧在美学、文艺学、文学翻译等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为中国当代美学和文艺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8月，吕荧应华岗校长邀请到山东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后兼主任，主讲文艺学课程。1952年春，吕荧离开了山东大学。吕荧是山东大学美学研究的拓荒者，奠定了山东大学美学研究的精神传统。著名美学家周来祥教授便是他的高足，在美学思想上受过他的影响。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先生，当年也在其门下，在文艺理论方面受其熏染。吕荧在山大的弟子还有袁世硕、赵洪太、吕家乡、张华、王冰、张杰、陆文采等等。
吕荧执教山东大学
1950年8月，经孙思白引荐，华岗聘请吕荧任山东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据8月11日《山大生活》报道的《俄文专修科十八九两日考试》记录：
本校俄文专修科已由华东教育部批准设立，现俄文专修科的教授亦已聘妥，其中有三位为友邦苏联籍的教师，其他三位为中国籍教师，对俄文造诣甚深，并闻又聘定俄文名翻译家吕荧先生来山大任教。……孙思白回忆了吕荧到山东大学任教的过程，他说：
解放前王统照就在山大，后来离开了。一开始我们都属于中文系，历史系尚未独立出来。邀请吕荧，王统照和罗竹风、华岗的意见一致。我没有为此事去大连。大概王和吕曾在北京相遇，我给吕往大连去过信，起过一点儿“劝驾”的作用。那时我一面教书，一面兼任校长办公室副主任。……他带着两个小女儿到青岛来了，一开始就是教授，当系主任还晚一点儿。他身体很坏，青岛春寒秋热，大热天穿棉鞋，说怕寒气从脚底进来，一到树阴下就加上毛衣，一到太阳地儿又脱下……1950年9月，吕荧来到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住在金口一路十六号二楼。与他同时受聘的教授有许思园、乔裕吕、方未艾、王普、高仕功、刘遵宪、徐国宪、阎长泰、徐佐夏、金泽忠等。山东大学当时有学生1451人，教师261人，职工468人。赵纪彬时任文学院院长，王统照时任中文系主任。不久，王统照调离山东大学，就任山东省文化局副局长。
10月27日，吕荧出席在山东大学大众礼堂举行的新聘教职员迎新大会。大会上，原中文系主任王统照热情地介绍了吕荧教授之后，学生掌声雷动。其中既有对王统照先生离任的不舍，也不乏对新到来的吕荧教授的敬仰。据王冰在《忆我的老师吕荧先生》一文回忆：
到了10月份，记得窗外的梧桐树仍枝繁叶茂，扇子仍离不开手。这时中文系全体师生为迎接吕先生，特举行了比较隆重的欢迎会。当时好多外系的师生听到这消息后也前来参加，一个挺大的会议室挤得满满当当的。
不大一会儿，系主任王统照陪着吕先生来到了会场。吕先生身体很瘦弱，戴着一副深度的黑框近视眼镜，穿着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两只脚却过早地穿上了黑布棉鞋。这一次见面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现在一提起吕先生，瘦弱，黑框眼镜、黑布鞋立刻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初来山大的吕荧，工作勤奋、心情愉快。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急于为建设新中国建功立业的壮志鼓舞着他，新山大一派蓬勃向上的气象激励着他，同时，华岗校长的知遇之情也使他深感温暖、心存感激。因此，吕荧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系行政管理上，都尽心尽力，恪尽职守。他以精湛的学识在教学、科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学期他给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二年级开文艺学课，给三、四年级开俄苏文学史。
关于吕荧在山东大学的授课情况，据吕家乡回忆：
当时刚刚解放，许多先生积极在课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过还不怎么熟练。不过，吕荧讲文艺学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不但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还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做出评点和阐发，我们听得特别过瘾。
据赵洪太回忆：
吕荧身材细高,脸庞白皙而清癯,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给山大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学生上文艺学课。上课是在一个大教室,听他课的人很多,走道上都站满了人。他身体虚弱,讲课声音很低,给他配备过扩音器,但因扩音器不稳定,效果不好,后来就不再用了。吕荧备课很认真,每堂课都准备讲稿。当时我是外文系文艺学课的课代表,学生作业由我收齐后送到吕荧先生金口路的家中,等他批完后,我再到他家取回发给同学。
1951年3月15日，华东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后，入中文系就读的李希凡、蓝翎都是吕荧文艺课的爱好者。李希凡在《批评吕荧先生文艺学教学事件》一文回忆：
在我上大学期间，吕先生是使我对文艺理论产生浓烈兴趣的启蒙导师。他的深邃而优美的文论，他的知识广博、逻辑严谨的文艺教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偏处青岛的山东大学，曾怎样吸引了我们这些求知如渴的青年呵！想到这些，吕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高高瘦瘦的身材，脸庞白皙而清瘦，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镜。我记得，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时，似是初春季节（1951年三四月）间，学生们春装已经上身，可吕先生仍是全身冬装——大衣、绒线帽、棉鞋，外出时还要戴着口罩。那身体衰弱的情况，确如碧野同志在回忆文章中所说：谁也难以想象，我们的吕先生，在当年北京大学的跳高比赛中曾获得过第一名。但在苦难旧中国的知识分子，由健壮的学生时代，终于在走向社会的煎熬与奔波中，变成了“文弱书生”，可算是必然规律。当然，吕先生的苦读，攻外语，长期夜间从事著译，也该是损害他健康的原因之一吧！
不过，他身体虽然衰弱，讲课时声音不高，却沉稳有力，哪怕是坐在后面的同学，也听得很清晰。他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像他的论著，高度概括，很少水分，如浓缩的结晶品，但又绝不枯燥，让你明白地把握到原理，并能引起你举一反三的联想。他讲授的文艺学，在当时就已有系统的理论体系，贯串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例证、分析都出自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已有的文艺理论教材中难得见到的。
据蓝翎在《四十年间半部书》中回忆：
吕荧先生给我们讲的是“文艺学”课程，李希凡当课代表。吕荧先生在文艺界成名早，二十几岁就写出了评论集《人的花朵》，以优美的诗的语言纵论曹禺的戏剧和艾青等的诗，在抗日的大后方引人注目，被认为接近“胡风派”。吕荧先生进入东北解放区后，在大连写了《论工人文艺》的专著，表现了对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热爱之情。吕荧先生既是文艺理论家，又是翻译家，懂几种外语。他讲的文艺理论课，是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世界文学史的实践,以自己的独特见解编著的，自成体系，在当时的教师中是少有的。吕荧先生讲课认真，知识渊博，见解深刻独到，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在他的影响下，李希凡专心研究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写出文章发表在山大《文史哲》上。我对俄国文学和苏联也有兴趣，按照文学史的顺序读名著。但我们并不轻视新的人民文艺，还经常阅读新出版的作品。
吕荧参与创办《文史哲》
1951年春的一个夜晚，在青岛市龙口路40号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家里，副校长陆侃如、历史系主任杨向奎、教师赵纪彬、孙思白等人随意地聊着天。他们说起《山大生活》这份四开小报，都认为应该办一本大型的学术刊物。在这种情况下，杨向奎提出，他愿意组织和发起一个刊物，大家都同意，杂志名就叫《文史哲》。向学校汇报后，华校长也很赞同。《文史哲》创办初期，是由山东大学历史语文研究所和文学院的同人们出版的一份综合性刊物。身为中文系主任的吕荧是《文史哲》的热心发起者、倡导者和撰稿者，对于《文史哲》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吕荧在《文史哲》先后发表四篇文章，分别是1951年5月1日创刊号上发表的《列宁论托尔斯泰》，1951年第3期的《关于工人文艺》，1954年第4期的《人民诗人普希金》，1954年第12期的《苏联文学的奠基者——高尔基》。吴富恒在《努力把<文史哲>办好》一文中回忆道：黄嘉德、吕荧、张健、金诗伯、陆凡等同志翻译和介绍的外国优秀论著，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吕荧推荐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李希凡文艺学课程作业《典型人物的创造——从奥洛莫夫里的“斯托里兹”谈起》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李希凡在《批评吕荧先生文艺学教学事件》一文中回忆了在《文史哲》发表文章的经过：
1951年的9月间，吕先生有赴京参加文代会的活动，他的课没有人能代。那时正讲到文学典型问题。他临行时，在课堂上布置了一个就典型问题写学习报告的任务：“可选择名著中的典型人物进行分析，加以论述。”但他没有硬性规定，同学们可以自己决定。我觉得，我是课代表，又刚刚读过《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特别欣赏他那篇论《奥勃罗摩夫》对典型人物的精辟见解，也知道小说作者冈察洛夫看了他的文章，竟敬佩地说：奥勃罗摩夫这个文学典型，是他（作家）和杜勃罗留波夫共同创造的。可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前，除黑格尔外，真正见解透彻地论述文学典型的，是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我在这篇学习报告中虽然没有引用他们的观点，却是运用了他们的见解。不过，这只是一个学习报告，我虽然写得很认真，却没想到它可以发表。等吕先生开会回来，我从同学们那里收来了四五份学习报告，一起递交吕先生。文艺学继续上课。一天，吕先生叫我到系办公室去，说你这篇学习报告写得不错，有自己掌握的资料，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升曙梦是日本的大批评家，你对他关于典型问题的错误看法，抓住了要害。做学问就要广纳深收。这篇报告我想在《文史哲》上发表一下，也给华校长看了，他也很称赞（后来知道，当时《文史哲》的主编，是杨向奎先生）。我听了自然很高兴。因为《文史哲》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学术刊物之一，发行十几万册，是老师们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发表学术论著的园地。这是第一次发表学生的文章，在当时自然是件新鲜事。
这是《文史哲》创刊后发表的第一篇学生论文，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轰动。
在山东大学期间，吕荧还指导中文系的学生成立了“新文学研究会”，以便推动课外的文艺习作和钻研。1951年5月15日，吕荧出席山东大学中文系“新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并讲话。据1951年5月21日《新山大》报道：
为了“适应国家需要，开展学术研究”，“山东大学中国语文系新文学学会”于本月十五日晚上举行了成立大会。它将在系部行政直接领导与系会（学生会）配合推动下展开工作。它的宗旨为结合正课学习，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贯彻文艺政策，运用新的观点、立场、方法展开马列主义新文学的学习与研究，提高与巩固会员新文学的理论与写作水平。中文系同学几乎全部参加为会员，教职员并加入为名誉会员。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会章，选出杨立确、陶阳、田师善、吕家乡、王真、赵丹、樊庆荣、李希凡、曲凤官等九名同学为干事。组成干事会。下设秘书、研究、创作、编辑出版四股。系主任吕荧、副教务长罗竹风、文学院院长吴富恒在会上都讲了话，勉励大家加强学习和研究，大力开展爱国主义创作运动，准备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吕荧与萧军在青岛
1951年7月7日，萧军应山东大学外文系方未艾邀请，携儿子萧鸣到青岛避暑。在青岛，吕荧与萧军也是故友重逢。1928年方未艾和萧军同时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方未艾在骑兵队，萧军在炮兵队，后来又同在《国际协报》副刊任编辑，吕荧与萧军1938年在山西临汾民族解放先锋队中相识。吕荧和萧军、方未艾互有来往，这次在青岛故友重逢后便经常聚会，有时到海边散步或到海滨游泳。据方未艾在《痛忆知友萧军和吕荧》一文回忆：
青岛是世界上有名的旅游名城。萧军和儿子当年7月7日从北京来，就住在我家，那时他正在写作《五月的矿山》和修改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我正在编译俄文文法讲义。我们每天午前在家中分别写作、编译，午后就一起外出，或到海滨观潮、游泳，或到景点漫步观光。山东大学教授、诗人高兰，文学家萧涤非也与萧军相识，虽不常往来，也曾备餐邀请，旧情未忘。
吕荧与萧军、方未艾等友人曾在青岛游泳并合影。萧军回忆：有一回在青岛，他在山大教书，我去看老朋友方未艾。我们一同去他那儿，他有两个孩子，他夏天穿棉鞋，穿棉衣。我和方未艾强迫地把他拉到海边儿，脱衣，洗澡，照相。吕荧瘦得像骷髅，皮肤白煞煞的。
方未艾在《我和萧军六十年》一文中回忆：
1951年，我在青岛山东大学外文系任教，并兼中苏友协工作。萧军已到北京，在北京市文物组任研究员。这年暑假时，萧军携儿子萧鸣来青岛相会。……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是江苏省南通县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他爱好文学，精通英语、俄语。他写过一本《人的花朵》歌颂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译过一部《叶甫根尼·奥涅金》介绍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写的著名歌剧。他为人倔强耿直，热心教育、崇尚正义、坚持真理。他与萧军早就相识，这时常同萧军会晤，在海滨一起游泳，在庭院一起练拳。
8月25日，萧军离开青岛。期间吕荧和萧军游泳、练拳、喝酒、聊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如方未艾回忆说：我们在青岛海滨结伴游泳，吕荧提议拍张照片留作纪念，于是在第一海水浴场留下了合影，这是一张很值得我回忆的照片。
文艺学教学事件
1951年11月10日，在《文艺报》5卷2期上的《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的偏向问题》通栏标题下，发表了山东大学中文系资料员张琪的来信，点名批评吕荧所谓在文艺理论教学中的脱离实际和教学主义倾向。
张琪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校内引起了震动。吕荧面对各方面的压力，拒绝做任何检讨，他认为讲课既要对自己负责，更要对学生负责。他在与党支部书记邵平的一次交谈中解释说：“文艺学是一门常识性的文艺理论课，不能过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介入全国文艺理论思潮，文艺理论界的研究倾向问题，由我们老一辈负责，青年人不必操心。”
12月，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党组织负责人的邵平将同学们的意见向吕荧作了汇报，进行了交谈。随后，邵平将与吕荧的交谈情况向山东大学教务长余修、文学院院长吴富恒作了汇报。此时全国正在进行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文系要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文艺学课教学座谈会，对吕先生的教学提意见。华岗校长听到汇报后，向当时中文系的相关负责人邵平指出三点：“第一，会场布置标明‘文艺理论教学座谈会’为横批；第二，会议由文学院吴富恒院长主持；第三，发言时防止乱戴政治帽子。”12月13日，山东大学召开“文艺学理论教学讨论会”。
性格耿直倔强的吕荧，对《文艺报》1951年11月以来（第5卷第2、3、5期）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的批评难以接受，给《文艺报》发去一信，列出了已向教育部上报的文艺学讲授大纲,并对张琪提出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反驳。
1952年春，吕荧离开青岛，来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梅林将其安排在出版社翻译作品。据何满子在《六亿一人——吕荧九十岁冥诞作》一文回忆：
1952年的春天的一个晚上，夜已很深，快十一点了，我寓所的花园栅门外忽然有人大喊我的名字，我赶下来一看，竟然是吕荧。……新文艺出版社任副总编的梅林安排，让他翻译了几本苏联文艺理论的小册子混了几个月，秋后便被冯雪峰约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去了。
1953年夏，华岗趁着吕荧暑假来青岛休假之时，亲自做吕荧的思想工作，经山东大学华岗校长劝说和开导，吕荧同意留在中文系教授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不再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同时，华岗给他在信号山路安排了一间房子。赵洪太回忆了期间与吕荧的交往：
这一年我在山东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就住在文学馆二楼（与历史系办公室斜对门）。一天中午我外出了，下午回到学校，刚上楼，臧乐源（当时华大与山大合并后在历史系任辅导员）看见我说：“吕荧先生来找你，你不在，他在历史系办公室看报纸等你一个多小时，走了。”我随后去找吕荧，一起到东方菜市的小餐馆吃了饭。
一次，方未艾、萧军和我约吕荧先生到海水浴场散步，我到吕荧住处去请他。到了那里，发现他正在给自己针灸，全身扎了很多针，他说：“你等十分钟，我针灸完就走。”他针灸完收好针，换了衣服，还拿着件风衣，衣服兜里特意装了一个小寒暑表。吕荧身体很虚弱，需看着温度表穿衣服，温度低就赶紧披上风衣，温度高就把风衣脱下来搭在手臂上，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海边散步后，我们几人一起到小餐馆吃了饭。
方未艾回忆：
吕荧离开山东大学之后，华岗非常着急，亲自给吕荧写信，劝说他回山大任教。1953年暑假，吕荧到青岛休假，华岗闻讯亲自到吕荧的住处，诚恳地说服吕荧回到山大恢复教学。吕荧被华岗的真诚劝说和开导打动，同意留在山大中文系，只是承担教授苏联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课程，坚持不再担任学校任何的领导职务。华岗为吕荧解决了住房，吕荧一面在山大讲学，同时又给人民出版社做翻译工作。
陆文采回忆了吕荧当时的授课情况：
1953年暑假以后，当我从南方回到学校时，第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是吕荧先生来青岛避暑，他应学校及系里的邀请，来给我们年级讲苏联文学史课。这个消息使我们年级的每一个同学都乐坏了。我在1953年9月15日的日记本中这样写道：“吕荧老师这次终于回来了，这是我们系里每个同学的兴奋。昨天（9月14日）我们以愉快的心情去上了苏联文学史。一年半没有见面的吕老师，仍是那么和蔼可亲，不过他比走时显得更消瘦了。”
今天我重又翻开这将近50年的笔记本时，看到上面写着：
1953年9月14日 星期一 主讲老师 吕荧教授于1953年9月14日，吕荧先生给我们讲《苏联文学史·序论》，先生第一句话，就以清晰而平静的音调说：“我们知道苏联文学是社会主义的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也是一种新的文学。”然后他就开始深入浅出地讲课。
吕荧先生这次回校讲课的时间从我的笔记本上看，前后只有两个多月，从1953年9月14日讲“序论”，到11月30日给我们扼要介绍了莱蒙托夫、果戈里、赫尔岑、奥斯特罗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罗夫、涅克来索夫、托尔斯泰等作家的著作以及有关这些作家的“评传”。讲完这课之后，吕荧先生再也没有给我们讲课，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在山大中文系的课堂上讲课。
1953年11月30日，吕荧在山东大学讲授《苏联文学史》最后一节课后，回到了北京，致力于翻译和美学研究，后成为中国当代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主观学派的代表人,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作者系文学院教师）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2年第19期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