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是国内一家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学术期刊自然与学术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办好一家杂志，必须要有充足的稿源，要发表高水平的文章，而高水平的文章必出自高水平的学者。作为一名编辑，联系作者十分重要。我在《文史哲》工作近30年，主要负责中国哲学方面的稿件。由于工作的缘故，得以结识国内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如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张世英、楼宇烈、方立天、方克立、孔繁、庞朴、李泽厚、余敦康、蔡尚思、冯契等。他们或赐稿《文史哲》，或为办刊提出宝贵的建议，对《文史哲》杂志给予了极大的关爱和支持。

  在众多学者中，我与张岱年先生联系最为密切。多年来，张先生十分支持《文史哲》的工作，可谓有求必应。我于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读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1980年为准备毕业论文，到北京搜集资料，住在北京大学北招待所，每日奔波于北京图书馆柏林寺分部、北大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图书馆之间。第一次谒见张先生是堂兄陈启伟教授引领，当时先生住在北大西校门对面的蔚秀园。进门之后，先生把我们带到书房，面对享誉宇内的大师，我不免有些紧张，但依稀记得书房十分拥挤，窗外是一面矮墙。之后几十年，我多次登门求教，先生都热情接待，有问必答。虽非及门弟子，却也受益无限，先生“做研究、写论文，一定要竭泽而渔”的教诲让我终生难忘。

  1982年我毕业留校，到《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与张先生的交往多与编辑业务有关。1984年张季平老师撰写《孟子“万物皆备于我”辨析》一文，请张先生审稿，先生写了很肯定的意见，文章最终在《文史哲》发表。后来，张先生陆续为《文史哲》审过不少稿件，每一次的审稿意见都十分认真。张先生还曾经与我一同向冯友兰先生约稿。上世纪80年代，冯先生不顾年老体弱，拖着病体奋力撰写“以中国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当时冯先生住在北京医院，我与张先生一起去探望。我们先在萃华楼饭庄就餐，然后去附近的一家澡堂洗浴，我还笨拙地为张先生搓了澡。来到北京医院，蔡仲德先生热情招呼：“七姑父来了。”（蔡是宗璞爱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先生的老伴是冯先生的堂妹，所以蔡称呼张先生姑父。）冯先生坐在病床上，床上有一几案，问候过后，冯先生为我们讲述他最近的情况。关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撰写情况大致是冯先生先对着录音机讲述新编的内容，然后由李中华根据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最后由冯先生改定。张先生给冯先生说，你可以把新编的某一章交由《文史哲》先发表。冯先生沉思片刻，语调缓慢地说： “《文史哲》吗，大名鼎鼎，如果搞个连载……”我明白冯先生的意思是希望《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在《文史哲》连载。但如此重大的组稿，自己不能贸然决定。此事虽未达成，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冯先生对《文史哲》的青睐与器重。

  1994年《文史哲》开设“国学新论”栏目，向张岱年先生约稿，先生不久便寄来了发表在栏目首篇的《如何研究国学》一文。张先生在文中对国学研究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研究国学并不意味着复古，而是达到民族自我认识的必要途径。研究国学并不意味着反对研究西学，贯通中西、不拘一隅是十分重要的。这些见解至今依然是我们国学研究的指南。1998年《文史哲》组织“儒学是否宗教”的笔谈，向张先生约稿，张先生惠赐《儒学与儒教》一文，该文作为首篇发表在这组笔谈中。张先生指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言生而不言死，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学说与其它宗教不同，然而孔子提出了人生必须遵循的为人之道，使人民有坚定的生活信仰。在这一意义上，孔子学说又具有宗教的功用。可以说孔学是一种以人道为主要内容，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宗教。儒学为人们提供了“安身立命”之道，这是儒家所追求的生活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可以获得一种“仁者不忧”的快乐。这种境界与有神论的宗教不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超越了有神论的宗教。张先生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在学界引发了很大的反响。

  2001年《文史哲》编辑部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创刊50周年纪念会，当时张先生已是92岁高龄，但仍欣然与会。张先生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肯定了《文史哲》的成绩：“《文史哲》是山东大学主办的，然而她又不仅仅是山东大学的刊物，她具有全国性。50年来她刊发了很多文章，其中许多文章很有价值，对新中国的学术进步起了促进作用。”他还希望《文史哲》要有新的进步，要精益求精，要在我国学术发展史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今年是《文史哲》创刊70周年，20年过去了，张先生的教诲仍然是鼓励和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张先生是一位学问和人品都令我们景仰的师长，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作者系《文史哲》编辑部教授）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1年第16期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