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我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读研，硕士、博士阶段一直师从马来平教授。求学期间，老师在诸多方面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大。博士阶段，我曾结合个人经历，围绕老师的育人方法、心得体会，主笔撰写了《三句格言育英才——记山东大学马来平教授》一文，发表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上。如今，工作已有几年，再回过头看，老师严谨的工作态度、求真的科研精神、“一网打尽”的研究方法、穷追不舍的思考方式、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思路、健康规律的生活理念等，都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里，回忆老师“手把手”教我做科研的一些片段，或可作为老师科研工作的一个“注脚”。
硕士录取后，老师便找我谈话，要求我抓紧大量阅读专业类书籍，尽快补足跨专业读研的短板。不久，又安排我参与了由他主持的一项课题。印象中，老师曾亲自到我正在自习的图书馆，当面讲解了关于课题的概况，并提出了具体的研究计划。第一步是快速查阅有关资料。由于课题较为小众，我费了不少功夫从网上搜集，打印了四五十页的材料，信心满满地带着去见老师。老师看了以后，严肃地告诉我，网上找到的二手资料鱼龙混杂，一些观点几经倒手，可信度不高，要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手资料，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最终“一网打尽”。随即，老师便安排我去学院的图书馆借了数十本大部头的《全国报刊索引》，要求逐册查阅，整理出课题相关书目资料。《索引》借来以后，我便一页一页地翻阅，并将相关的题目记录下来，顺利完成了查阅任务。虽然整个过程非常枯燥，我却得以迅速掌握了相关领域的书目概况，为接下来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更重要的是，通过训练，我初步掌握了搜集材料的基本方法，切实体悟到“坐得住冷板凳”的科研真谛，也隐隐约约触摸到了学术殿堂的门槛。
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围绕有关主题写了一篇文章并交给了老师。很快，老师便打电话约我当面讨论文章的修改工作。记得我当时看到修改稿后，感到非常意外和震惊。整篇文章从框架到句子的顺序、标点，老师都改得特别认真细致。随后，稿件又“往返”修改了几次，才得以顺利完成。后来，该文在第二届中国科技哲学及交叉学科研究生论坛上获奖，并发表在了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科学与无神论》上，成为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文章。现在想来，仍然令人深受鼓舞。后来，我才知道，老师本人的文章完成后，也不急于发表，而是多方请人提出意见建议，几经修改完善，直到自己满意后方才将稿件投出。对于这件事，老师曾专门跟我谈过，他的观点非常明确：自己都不满意的文章，读者能满意、认可吗？我也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很多好的学术文章是修改出来的，做科研一定要有“文不惮改”的勇气。
2008年，老师的科研重心已经转向了“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主要侧重于科技思想史方向。由于我对哲学的偏爱，硕士阶段的毕业论文并未跟随“大部队”做史学研究，而是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了生物学哲学的方向，重点研究和生物分类方法有关的哲学问题。题目确定后，由于我对生物分类学知识不够熟悉，心中十分没底。于是老师鼓励我多向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生物学专业的专家认真求教，并专门组织召开了一次跨专业交流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逐渐补上了分类学专业知识，为做好毕业论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件事，让我意识到，科学研究要超越一域之见、一时之见，具备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心胸，要敢于认识不足，勇于向同行、内行请教。在这一点上，老师体现得非常突出，他在乘坐出租车时，经常把与司机师傅交流的过程，也作为开阔视野、了解社会的一次重要机会。
比较难忘的是博士毕业论文的写作。当时，如果接着硕士研究课题来写，会比较容易。不过，随着我对科学与儒学关系研究兴趣渐浓，博士一入学，便迅速转向了这一领域。具体来说，我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希望能从科技哲学的角度得出一些新的、有益的研究成果。在与老师充分沟通交流后，我选择了现代新儒学这一领域。
刚着手研究的时候，老师便建议我跟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建立联系，最好能够当面求教，获得直接指导。很巧的是，2012年初，原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学研究中心、文史哲研究院和《文史哲》编辑部整合成立儒学高等研究院。新儒高院成立不久，便作为主要单位参与筹备召开了第二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老师的鼓励下，我报名参加了论坛的志愿服务工作。会上，恰好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所在的专家组服务。得益于这次机缘，后来成先生欣然同意我围绕他本人的思想开展研究，并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比较艰苦。于我而言，研究成中英先生的思想难度较大，难点在于，他对中西方哲学涉猎都很深，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理论有许多创造性的发挥，其思想体系也一直在发展中。为深入理解成先生的思想，我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始终以一种严管、厚爱的态度指导我、鼓励我，要求我制定详细的写作计划、定期打电话汇报工作进展，并经常专门约我到学校操场或附近公园散步，共同分析遇到的问题、研讨解决的方法。特别是在我论文写作进展最困难的时候，老师还曾亲自到家中探望、指导。
后来，我把毕业论文的终稿发给成中英先生，请他审阅。先生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此文写得清楚，问题说得明白，论述回应得恰当，展现出一个逻辑严谨的态度，令读者信服。”在老师的指导下，毕业论文最终能够得到成先生本人的认可，我感到非常高兴。那一刻，百感交集，终生难忘。
老师也非常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比如，建立专业内部简报采编机制，安排学生专人负责。大家通过整理、编辑学术信息，得以提高科研的大局观、敏锐度和写作能力。这项工作，从2009年4月至今坚持了10余年，已编发简报600多期，成为小有名气的“圈内品牌”。又如，利用召开本专业学术会议的机会，安排大家参与筹备会议、撰写新闻稿件、编辑校对会议文集等；老师在担任省政协委员、省政府参事期间，拟提报的一些资政提案，也经常请大家参与讨论，提出意见建议。如今看来，这些工作都令我深受锻炼，获益匪浅。在校期间，老师还曾多次带我到中山公园旧书市场、古旧书店教我选书、购书，这一经历让我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提高了鉴别能力，成为我紧张的科研生涯中快乐难忘的时光。目前，虽然我已经离开学术研究领域，但家中书架上的上千册图书，仍然是我非常宝贵、倍加珍惜的精神财富。
师恩难忘，纸短情长!多年来，老师在学术研究、资政为民等诸多方面的教诲对我的影响，已如春风化雨般内化于心，不知不觉间给了我许多前进的指导、动力和勇气，并将继续鞭策我努力、认真地工作。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1年第09期第04版。
（作者系儒学高等研究院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