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张昆河先生考上齐鲁大学国文系。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兼校长是林济青，国文系主任是郝立权（字柄衡）先生。而当时国文系一年级《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两门课的业课教授，就是声名卓著的新文学家舒舍予——老舍先生。

初见老舍先生

第一次见先生是暑假期间，在文理学院办公楼二层的院长室里。当时我是个“文学谜”，慕名前来拜访的我吃惊地呆立着，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因为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舒先生，只有30多岁年纪：身材不高，清瘦，梳分头，戴圆片金丝眼镜，两眼异常有神。他身着一件西式白色纺绸衬衫，举止洒脱，气度不凡。但绝没有一般留洋归来者那种洋味十足的绅士派头，也不见有何名士风流的逸气，与我想象中那位被称作“《论语》八仙”之一的幽默大师毫无共同之处。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先生没有显出多少幽默，似乎也无意谈文学，只是一本正经地向我这个1933级新生介绍了一番齐鲁大学的院系建制和课程安排。后来，看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他虽然很喜欢幽默，但对初次见面的人并不太爱讲话，尤其女人。

即使如此，我还是有点大喜过望和受宠若惊，以至于来前路上准备好的一肚子话，一点儿也没倒出来；老舍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也呆呆地大半没有听进去。如今还能清楚记得的，只有最后那句话——就是先生介绍到开课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编的时,说：“我这是‘现蒸现卖’，讲不好，您呐——凑合着听。”一句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俚语，幽默而毫无教授架子。

文科讲“新学"，老舍第一人

老舍先生讲课，是坐着的。后来知道，他有腿病。但讲着讲着，兴致上来，便也站起来。讲得逸性湍飞时，常有妙语脱出，冷不丁袭来，引得哄堂大笑。但先生自己可不笑，始终板着脸，一本正经。老舍在齐大所开课程，除了一年级的“文学概论”和“文艺批评”外，还有“小说和作法”“但丁研究”与“莎士比亚研究”（一些回忆文章把后两门合称为“世界名著研究”，但当时，这是两门课）。“小说和作法”是给国文系二年级开的；“但丁研究”与“莎士比亚研究”是三年级的选修课。

先生讲这两门课，并不看讲义，也很少手势，挥洒自如，纵横跌容。虽是浓重的北京口音，但经过了淘洗和净化，没有那种“京片子”的特点，没有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例子多是外国的，课却轻松动听，并不涩奥，颇有融古今中外作一勺烩的味道。

舒先生对当时的军阀统治是不满的，课堂上亦有言涉时政之辞，但多是反语、冷箭，含沙射影，藏而不露。而同在“国学研究所”后来成为老舍朋友的墨学家栾调甫先生，则常常是不忌生冷，不管是韩复榘，还是蒋介石，逮谁骂谁，皆可拍案大骂。

先生的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课，大受青年学子的欢迎。除了国文系一年级，其他许多系的也跑来听，柏尔根楼（今物理楼）的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这在齐大实属罕见。因为当时学生人数很少，一般一门课，必修与选修加在一起，也不过一二十人。譬如，加拿大籍教授、传教士出身的明义士的甲骨文课，自始至终只有3个学生选听。

当然，这既是先生个人的魅力，也是新文学本身的魅力。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凡是有些血气的青年，谁不愿意接受新思潮，喜欢新文学呢？这是当时时代的大潮，大潮浩荡任谁人也无可阻挡。然而，齐鲁大学是美、英、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播宗教而集资兴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它的文学院国文系的宗旨，是为各教会中学培养国文教员。在老舍、郝立权等先生到来之前，其历届国文系的系主任和教员，都是擅长八股文的举人、拔贡之类的老夫子，所授课目，皆是《尚书》《诗经》、文选、音韵、训诂一类所谓“旧学”。因此，在齐鲁大学的历史上，文科开讲“新学”，老舍乃是第一人。这在齐大是堪称创举的。

老舍生开讲新文学，在齐大荡起一股清新之风。影响所及，连那个酷好中国古文化的明义士家里，也摆有老舍题了字的新版长篇小说《离婚》。

想方设法与老舍接触

当时，无论是《齐大月刊》《现代》杂志，还是林语堂主办《论语》半月刊，只要一有先生的文章登出，都会在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中引起一阵骚动，大家争相传阅，先睹为快。再不然，就自己跑到院前东方书社买它一本，带回宿舍细细阅读，慢慢消受。

读着，读着，我们中间一些人也难耐跃跃欲试之情，便也要组织文学社。记得班上马琳等八九个男女同学，成立了一个“未央社”，常凑到一起，颇为自负地谈诗论文。我也不甘寂寞参加到一个叫“时代青年”的文学社里去充数。它是校外的，主要成员是当时济南省立一中的几名年轻语文教师，由刚从北大毕业回来的严薇青（建国后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主办。那时，卞之琳、李广田等人，也在一中教书。

当时，老舍先生并不给我们开“小说和作法”，但这毫不妨碍我们这些人把自己写的称作小说、散文、诗歌的一类东西朝他手里塞。每逢下课，先生腋下必云集起厚厚的一叠“杰作”带回家。下次上课时，又是一摞。

先生宽容大度，和蔼可亲，常于繁忙之中，不惜时间，耐心地看这些习作，坦率地指出不足并给予指导，但一向要求严格，从不奉送廉价的夸奖。记得有一次，先生在别的班上表扬了马琳写的一篇散文和我的一篇小说，说写得还可以。我闻讯大喜,又送上一些新诗。得到的回答却是：“你这新诗写得可不好，没劲儿（先生主张：新诗要像一团火，语言要有热力）！受旧诗影响太深。”一下子打消了我想当新诗人的念头。

愈是如此，同学们愈是敬重先生，想方设法与之亲近。

最好的接触机会，莫过于系会。所谓系会，就是全系师生联欢会。这是一个例会，规定每学期举行两次，一首一尾。会上，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节目，便是老舍先生的京剧清唱和讲笑话。先生熟悉民间事物，爱好广博，他的笑话大都精彩不俗。

至今，还记得他那个关于票友的笑话：

我在北京有一位朋友，是个票友。此人对京戏迷得厉害，一心想“下海”成名角儿。可唱得太差，谁听了谁捂耳朵，花钱请也请不来，财主也拉不住。没办法。只好自个儿找了一个清静的地界儿——跑到西山去唱。上了装，提把青龙偃月刀，连做带打，唱《单刀赴会》。

正唱着唱着，山上下来一个老头儿，打柴的。一看这位，吓蒙了：不知是关老爷显圣，还是土匪劫道。赶忙跪下磕头：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票友一看，心中暗喜，大喝一声:老头儿休怕!饶尔性命不难，只需听我一段西皮，便可免你不死。便又野唱起来。

唱着，唱着，老头儿“扑通”一声又跪下了：好汉爷，你甭唱了，还是杀了我吧!票友惊问:为何?老头哭道:我觉得，还是杀了我更好受。

人们哄堂大笑。老舍话锋一转，说：“写文章也是这样，光自个儿感觉好不成,还得有读者。我有一个哥哥，就很爱读张恨水的小说，而决不看我写的，杀头也不看。”

找先生聊文学

齐鲁大学校北，围子门里南新街54号（今58号），是老舍先生结婚后的寓所。那时，我们这些文学迷，曾多次涉足这所幽静的小院找先生聊文学。

我们与老舍先生交谈，年轻的舒师母胡絜青女士有时也微笑着立在旁，但并不插话。胡女士二十五六岁，梳着当时知识女性中流行的齐耳短发，穿短袖旗袍，身材修长，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姿。听说她也是一个旗人，一位画家的女儿，女才子。那时她已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随先生来济后，在齐鲁中学（今济南五中）教国文。

曾有一个时期，胡女士在我们班听齐树平先生的《中国美术史》课。一开始大家并不知道是舒师母，只见她每次总是腋下挟个硬皮笔记本独往独来，来后便静静地坐到最后一排，并不按齐大“尊重女姓”的惯例：女生坐前，男生在后。

老舍先生的寓所不大，却种了不少花草，记得院子里有一眼井，好像还有一株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在北屋西侧的会客室里，先生向我们谈了对于自己小说的看法。先生说《老张的哲学》虽然你们都愿意看，但太粗糙，不过是抱着幽默死啃。如果现在再写，可三倍于原作。《猫城记》不太成功。对《小坡的生日》《离婚》还比较满意。

当然，这里有谦虚之词。谁都知道，老舍在济南的三四年间，写了为数可观的长、短篇小说和幽默诗文，还有一组专门描写济南风土人情的散文。这是先生抗战前的黄金时代，也是其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他逐渐淘洗了前期作品里那类不必要的插科打诨，他那独具特色的幽默风格更加成熟，更趋深沉了。

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没能听到先生的“小说和作法”课。因为，1934年夏天，老舍就辞教他适了。

1937年夏天，老舍先生重返齐大。不久，日本侵略者兵临城下，韩复榘的国军炸毁黄河大桥，弃土南走。11月15日晚上，在韩投弹炸桥的爆炸声中，先生毅然决然，弃家独行，奔赴国难。仅携一只小手提箱，怀揣50块钱。

从此，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先生。

注：本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第39期第03版。口述者张昆河。张先生1936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乃当年山东省议会参议长张岳之大公子，其父张岳是韩复榘西北军的首领人物。做记录时，张为济南铁路一中退休历史教师，济南知名文史专家。整理者李耀曦，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与张老先生多有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