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2009年对于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运教授来说，是忙碌的一年，也是收获的一年。鉴于其对心血管疾病研究的杰出成就，张运在年初获得了“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3月，赴美参加第58届美国心脏病学院的隆重庆祝仪式，接受美国心脏病学院院士（FACC）的称号，这被称为世界心脏病学界的最高荣誉。11月，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2月，被聘为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临床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令人瞩目的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张运说，“这个奖项目前主要有四部分人在申请，分别是已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两院的院士候选人。已被选为院士的人把能否获此奖视为能否‘继续革命’的标志。最初，这个奖项绝大部分授予院士，但现在大家有个倾向，希望更多地授予非院士的科学家。例如，今年获奖者中非院士占到60%，院士只占40%，就是希望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对于申报何梁何利奖的院士的评价主要不是看当选院士以前的成绩，而是当选院士以后的成绩。如果当选院士以后的成绩与申报何梁何利奖的非院士科学家相比具有竞争力，才有可能获选。由于非院士科学家的成绩越来越大，获奖者主流已成为非院士科学家或院士候选人，所以竞争特别激烈。再一个特点，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主要看申报者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深度和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我获奖的原因，一是学校对我们团队非常支持，二是我们团队成员非常努力，三是我自己当院士后这些年比原来取得的成绩更大些。今年共有30人获得科技进步奖，全国医学界有6人，较往年减少。”谈到近来的工作，张运说，“合校以后，从大医学的角度来说，从我们实验室情况来看，前进的步伐还是很快的。合校之初，医学院被称为‘大而弱’，主要是指科研弱，教学一直还是很强的。这些年来，医学教学强的特点不仅保留而且加强了。在各项教学硬指标诸如国家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创新团队等方面，山大医学院位居全国第6。然而，医学的科研原先确实比较弱，主要表现为高级研究人才少，大科研项目少，发表SCI论文非常少，国家科技奖励少。这几年有了很大改观，首先是海外归来的人才比较多。目前，已有四位年轻海外科学家来到我们实验室工作，成为山东大学的泰山学者或齐鲁学者，其中陈哲宇教授，回国第二年就在《Science》上发表了文章，这是山东大学在《Science》上发表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陈教授目前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和泰山学者。医学院很多教研室也回来一些优秀的年轻人，壮大了我们的力量。
在科研方面，我们实验室近年来获得了“863”首席重大科研项目的资助2350万，还拿到5个“973”项目课题、一个“863”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医学院龚瑶琴教授、药学院娄红祥教授等都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今年，齐鲁医院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9项，我们实验室就拿到8项。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山大医学SCI论文发表数量全国排行第7，山东大学进入本学科前10名的只有医学。令人高兴的是，齐鲁医院的科研发展也特别快，过去在全国排行榜上名不见经传，前年齐鲁医院SCI论文发表数量在全国医疗机构中排名第11，去年排名第9，今年排名第6，很多全国有名的大医院都排在我们之后。今年SCI论文排行榜中提出一个新概念‘表现不俗’，是指论文被引用次数高于世界平均值，在‘表现不俗’的医疗机构中，山大齐鲁医院排名第4，这说明齐鲁医院在全国的影响力大大提升了。
在齐鲁医院的科研成绩中，心血管重点实验室占了很大的比重。我们实验室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发表SCI论文，2007、2008、2009三年已发表205篇，平均不到一周就会有一篇SCI论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或等于10的有5篇，大于5的有30余篇，大于3的有80余篇，平均影响因子超过3。这些成绩在全国心内科同行中是名列前茅的。”
谈到取得成绩的主要原因，张运首先强调是团结。他说，“我们是有机的结合而不是松散的联合体。我们有13个博士生导师，比一个学院得还要多，这是多年积累的结果。”
关于这个团队的特点，他说，“我们心内科的专家是既会看病又会研究的医生，在美国这叫physician-scientist，即医生科学家。他们既能治病救人，也能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他们不仅善于将临床上遇到的诊断和治疗难题提炼为深入的科学问题，而且善于将基础研究获得的成果转化为解决临床难题的武器。这样的人才在美国也是很难得的，光会看病或光会做基础研究都是不够的。现在国内外都提倡转化医学的研究，其目的是，一方面，把临床上遇到的诊断和治疗难题转化成重要的科学问题，促进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把基础研究的成果，尽快转化到临床应用。这种双向转化，将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齐鲁医院和医学院两大院，临床教师只会看病，基础教师只会研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其结果，医疗水平缺乏自主创新，而基础研究的成果不能转化成为病人、为国家服务的工具。”
张运对自己旗下的团队颇为满意，他说，“我们有一批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有一支团结的研究队伍，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平台，我们的研究队伍不仅包括了齐鲁医院多个科室，还包括了医学院多个教研室以及生命科学院和数学院的老师，真正实现了学科交叉和合作。我们与美国、英国、瑞典的著名实验室、中科院、清华大学、南方基因中心以及国内多个大型医疗机构均保持密切的合作，靠课题的纽带联合在一起，共同承担一些大课题，分头来做。我们既有自己的核心部队，也有众多的合作伙伴。”
这样一支规模庞大、成分多元的队伍，张运把它生动的比喻为“四个方面军”：“红一方面军，是心内科的研究团队，这是我们实验室的核心部队、核心力量。每年在实验室工作的心内科专业研究生在50人左右，他们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科研产出都是很可观的。其最大的优势是结合临床遇到的问题，在实验室里进行研究，而不是象以往那样把问题束之高阁。发现了新的科研问题，就有了新的科研动力。反过来，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换到临床，就会更好地解决病人的问题。
红二方面军，是我们的海外合作伙伴。比如沈胡英教授、陈丰原教授、宋文超教授等。他们每年都到我们的实验室指导研究工作，参加研究生答辩、共同培养博士生、共同发表论文，他们对于我们实验室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红三方面军，是靠‘863’、‘973’等大课题团结在一起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如国内多个大型研究机构或医院、我校齐鲁医院、医学院、数学院、生命科学院的老师和研究生，大家作为课题组成员一起研究，集思广益，共同发表论文，互助互利互惠，通过课题合作实现了一种非常紧密的联合。
红四方面军，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性实验室工作的非心内科专业的研究生。实验室为他们提供免费研究设备、免费普通试剂、免费技术咨询。这些非心内科专业的研究生每年约有50人在我们实验室工作。
依靠这四个方面军，我们实验室目前平均每5-6天发表一篇SCI论文，已经超越了我们以往每年在中华系列杂志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数目。”
谈到学科发展的前景，张运充满信心的说，“在过去三年中，我们申请到的纵向科研经费都在1000万元以上，此外我们还有‘211’和‘985’学科建设经费等。下一步学校要建设几个大的研究院，与医学相关的是‘生物医学研究院’，包括医学、药学、公卫、生命科学院等，整合在一起，要建设一个新的科研大楼，把大型仪器、科研队伍也整合在一起，还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动物实验中心。今后我们的目标，是要争创国家创新团队和国家重点实验室，争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看得出，新年钟声还未敲响，张运率领的“四个方面军”，已鼓号齐鸣、蓄势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