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长期持续的科举与学堂之争，所争的焦点，其实是中学与西学的地位。教会学校的西体，与普通学校有别，可以说是科学和宗教的双体。这既使教会学校本身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式等等问题上存在相当的困惑，也局限了教会学校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力。
　　与中国人所办西式学堂中西分途的情形相仿佛，教会学校也实行双轨并行的方针，只是国人自办的西式学堂名义上西学为用，中学为体，而教会学校正相反对，坚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登州文会馆看似在中西两面均不乏成功的典范，以西学论，不少毕业生被官办学堂聘为教师，以中学论，1875年该校首届毕业生邹立文未毕业即参加乡试，名列前茅。概言之，教会学校对于中学的态度无论差异多大，主要还是利用，而其所坚持的西体一般却有两个，且彼此不能完全协调。如何利用中学，又受制于各自的西体主张或偏重。教会学校的中西分途并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承认中西学各有体用，不可混为一谈，难以强行撮合。其分别教授的方式，以及坚持按照中国固有的方式程序，使用中国的教材来教授中学，能够最大限度保留中学原有的状态和意涵，避免陷入后来名为比较实则比附的解读。

　　注：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