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山认为中国文化是不断迁化的，同时也是承继因循的。迁化是变，传承是常。我们要建设优秀文化的体系，就应该深刻认识中国文化的变与常，自觉承继发挥文化之常，顺应引导文化之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李存山先以《论语》子张问十世是否可知，引出中国文化变与常的探讨。他认为三代相因是常，损益是变。接着从文献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看待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问题。存常应变，有了正确的视角之后，李存山又详细考证了将中国文化之常指认为“三纲五常”的过程：“三纲”、“五常”分见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与《举贤良对策》，都是存在历史语境的；而用来解释三代相因的文化之常，最早见于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注。随着历史变迁，逐渐固定下来。直到近代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从魏源、冯桂芬、张之洞至康有为等人，始终也无法彻底摆脱“三纲五常”的束缚。

　　李存山指出，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中国文化中应该继承的常道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核心价值在于正德、利用、厚生。而中国文化所应增益的是民主科学、市场经济以及不断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