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首先从对自我的定位开始讲起，“中国思想界的蝙蝠”。他以“蝙蝠”非禽非兽的特质，表明自己不在自由主义、儒家与左派之间选边站，而是从超越的角度思考我国近百年来的启蒙。

　　此次讲座主要从两个方面介绍：一是区分文明的自觉与文化的自觉；二是阐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认为，“启蒙”应追溯至18世纪的德国，这是一种理性的文明的自觉，它是普世的、全人类的。同时，他还介绍了另一种启蒙，即意识到自己异于他人，属于“我们的”、独特的价值，这是文化的自觉。因此，他得出中国古代的文化既是普世的，又是特殊的，是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合一。清末以来，西方凭借文明与实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文化便失去普世地位，成为特殊的文化。

　　许纪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属于文明的自觉。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西方国家因一战爆发而付出的代价，逐渐由进化论者转为自由主义者，思考高于国家利益的人类价值。他列举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考方式，是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应与整个人类的发展方向相一致。梁启超、梁漱溟等以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来思索这一“世界时间”而非“中国时间”。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被遮蔽。然而，它依然存在于两类人群中，即“旧派中的新派”与“新派中的旧派”。他重点介绍了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新派中的旧派”。学衡派以吴宓、梅光迪与汤用彤为代表，主张融汇中西文化，调和理智与情感的平衡。他引述陈寅恪“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本位”，认为文化必有托命之人，来担当中国文化复兴之任。许纪霖以为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皆可以称得上“托命之人”。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也彰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许纪霖指出，怎样把文化普世价值内化为我们的与怎样把我们的文化变为普世的价值，是当下亟需解决的两个问题。他认为，自由主义存在怎样把外来文化内化的问题，而儒家与新左派则存在“西方原罪论”的态度，两者都不可取。我们应该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的主体，提升文化自信。

　　最后，师生争相提问，现场反应热烈。此次讲座赢得广大师生的好评，在掌声中结束。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日本爱知大学、东京大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