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11月9日，哲社学院主办的“现象学与中国哲学”学术讨论会、爱智论坛•高端学术报告会在中心校区举行。来自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倪梁康教授、朱刚教授和张伟副教授与山东大学哲社学院和儒学高等研究院的师生一起在展开热烈的学术研讨。座谈会由儒学高等研究院黄玉顺教授主持。
　　黄玉顺教授首先点出本次讲座的主题：中西对话，并提出由倪梁康教授先作一个报告，作为本次座谈会的主导内容。
　　倪梁康教授报告的是“现象学的心学”，他的切入点是瑞士现象学家耿宁教授的心性现象学研究。倪梁康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耿宁教授的“著作”，并指出耿宁既是哲学家又是汉学家，在“中西比较哲学研究”方面很有见地，差不多是“独步天下”了。耿宁教授的一部最新著作《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很能体现王阳明的精神。王阳明十三岁提出读书做圣贤要正心诚意，尽管那时还没有现象学，王阳明的思想却很有浓郁的现象学意味。同时，这里突出了德国哲学固有的“概念分析”方法，这方面，倪梁康教授举例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基本轮廓”：在耿宁教授看来，王阳明具有三种不同的良知“概念”：一、孟子意义上的良知良能，即人天生具有的一种自然禀赋，某种向善的能力。二、良心，即能够在实际行为中分别善恶意向的道德意识（比如人们所说的“良心一动”）。这里可以参考唯识学的四分说：见分，例如看的行为（noesis）；相分，看的对象（noema）；自正分，自知在看，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术语来讲，这是一种伴随着意识活动的、非对象化的对之意识到（bewussthaben）；对已发活动的经验，这可以被看做一种修行的道路，它在当下体现为对本己意向的直接意识。在道德层面的“自正分”即是“良心”，即知——未必已是真知——是善还是恶。三、良知本己，也即“本源知识”及其“实现”，这是在宗教意义上说的“至善”，它不是现存的某种现实之物，而是超验的理想或理念，是信仰的“对象”。到此为止，倪梁康教授就总结了良知的三种概念，即良知的心理学概念、良知的伦理学概念以及良知的宗教学概念。倪梁康教授进一步指出，在耿宁教授看来，到王阳明思想的“晚期”，这三个“概念”完全融合在一起，在同一句话中出现的“良知”一词往往兼具这三层含义。与之相应，致良知方法的三种方法或道路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在耿宁教授对“格物致知”的分析中，他指出良知的伦理学行为是对良知的心理学因素的发掘，并最终指向其宗教学归依。在这方面，倪梁康教授还举了“金矿喻”、“太阳喻”和“浮云喻”作为补充。接着，倪梁康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良知究竟是本性还是习性？是先天固有的，还是后天习得的？”他的回答是良知同时是本性和习惯。这里重要的是这个“和”，它告诉我们对本性和习性都不能再作通常的理解了。倪梁康教授又提出了比这个问题更为重要而且与本次讲座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另类理解何以可能？”也就是说，外国人理解中国思想文化——反过来也是一样——是如何可能的，以及我们今人如何可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古人。倪梁康教授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归结为“原印象”和“显现、充实”的关系问题，以胡塞尔现象学的特有方式为之论证了可能性条件。倪梁康教授最终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现象学何以可能？在“现象学”前面何时可以冠以“中国”二字？
　　黄玉顺教授对倪梁康教授报告的反应被他自己风趣地归结为三句话：“被你刺激了”；“很有意思”；“有待商榷”。
　　随后，山东大学人文社科一级教授张祥龙教授明确指出了用现象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优势，猜测耿宁教授利用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某些思想资源与王阳明作“思想”对话，由此也使双方的哲理特征“趋同”。张祥龙教授认为用现象学方法作研究可以把握中国哲学史的精髓，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在哲理上说明开悟达到的是何种境界，这个观点非常好。另外，耿宁教授给我们展示出借助现象学研究中国哲学的一种很好的思路，但还可以有其它的思路，并且具体提出一下两个建议：一是通过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理论和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理论阐发中国先秦思想（如孔、孟、老、庄以及孙子等等）中“时”字的本体论内涵。二是以语言问题展开东西方对话。
　　中山大学的张伟副教授认为，耿宁教授将王阳明思想纳入西方的“心学”传统，看到“恻隐之心”根本上说即是“为他感”。
　　山东大学的陈坚教授指出，儒教的特色是富有历史感，而佛教则认为知是知行合一，无实践则非真知，光知道不做，即使有“知”亦会笼罩在无明之中。需要在行动中转识成智，核心问题始终是空性。总的说来，中国思想并不注重分析，当然也有天台宗智者大师这样的例外。他希望能用现象学分析佛教修行的次第。
　　倪梁康教授对上述三位老师的发言作了回应，他基本赞同张祥龙教授的观点，并认为张伟副教授补充了耿宁教授思想发展的层面，并提出耿宁教授的观点是王阳明已将对心性的修证“扩展到”社会活动的层面。
　　但是，他们几位老师在讨论“知行合一”问题时似乎并未看到活动于知-行问题中的存在论差异，混淆了不同的行的概念，即具体生存层面的“行为”（Verhaltung）与“横贯”具体生存层次和存在论层次的“实行”（Vollzug）。
　　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提出在中西方对话中，对某个哲学的阐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关键是视域融合。他称赞耿宁教授是开启出对王阳明理解的新视域。
　　山东大学蔡祥元老师认为要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象学”就要有原创性的现象学著作，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另外中国哲学可以用现象学方法为“回到经典”创造条件。
　　中山大学朱刚教授认为，这就是提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学原则解决中国问题。朱刚教授进一步提出：耿宁教授对王阳明的研究是否完善了耿宁教授自己的现象学研究？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反过来倒逼现象学的研究？并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现象学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
　　山东大学陈治国副教授随后也对中国式现象学如何建立以及现象学研究如何具有我们自己的特色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山东大学李章印教授则从三个方面回应了倪梁康和张祥龙的问题。一是对几个术语的辨析：“格物致知”的“物”指的是广义物化意义上的“事”“物”；良知之为“本体”，并非西方“本体论”中的“本体”，而是中国固有的体-用一如意义上的本体；对“理论”和“观察”等术语也可作不同理解，即主体化的对对象的控制还是在“中止判断”的意义上。二是对于“知”与“行”的问题，应该注意现代思想中“知”、“行”分离的时代背景。三是在科学的时代，现象学可以“挽救”佛教的“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等教义，亦即，借鉴布尔特曼对基督教的解神话化，从人的生存出发加以理解和诠释。
　　最后，山东大学黄启祥副教授以“耿宁的王阳明研究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这个挑战性的问题再次刺激大家的神经，并受到傅永军教授的“回击”。至此，本次会议在热烈的讨论中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