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近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哲学》2026年第2期全文转载了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刘森林的题为《反思启蒙理性：从马克思看康德》的论文。该文原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6期。

文章认为，被很多人视为标准的康德“启蒙”定义，是需要批判性审查的。康德力主启蒙是一种主动、内生、勇于运用理性、勇于摆脱怯懦与依赖、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立法的自主型启蒙，标志着启蒙的一种崇高境界。但在认识论和实践哲学不同层面上，康德启蒙理性的效力并不相同。就实践哲学而论，启蒙理性追求纯粹性，不是容纳和融合而是排斥感性、激情、欲望、利益，更多落实于人文道德层面而未充分拓展到社会经济层面。康德致力于探究纯粹理性独立于感性经验条件在本体界的运用，着重于实践的原则而不是如何具体行动，着重于充分理解并由此决定信仰与行动而不是重视多重实在因素对主体行为的影响。这种启蒙理性既具有一定的现代性，更具有明显的传统性，使得实践主体的存在与作为高度依赖于传统的上帝，因而受到当时的哈曼、雅可比，后来的黑格尔、谢林以及马克思和尼采的尖锐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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