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4月28日，山东大学商学院、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杨林在《人民论坛网》发表理论文章《以高质量生产性服务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全文如下：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根本路径。二者相辅相成，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价值实现与活力引擎，只有二者的深度融合，才能不断塑造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孕育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促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因此，我国亟需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我国已具备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基础

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广泛渗透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全过程，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加速器。批发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主要行业规模持续扩大，其增加值由2018年的23.11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36.85万亿元。在区域发展方面，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特色鲜明，展现出较强的产业赋能作用。如北京市依托中关村科技园区和众多高校科研院所，积极构建“科技—产业—服务”融合发展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2023年，北京市服务业增加值为3.7万亿元，形成了以科技赋能为支撑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格局。上海凭借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深耕金融服务、商务服务和物流服务等领域。2023年，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实现营业收入30813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比重约61%。作为制造业大省的广东，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集群。2023年，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到75695.21亿元，占全省GDP的55.8%。浙江以创新驱动为引擎，生产性服务业辐射面、支撑力、引领性不断增强。2023年，浙江规模以上生产性服务业（不含批零住餐业、金融业和房地产开发业）企业营业收入18772亿元，比上年增长2.3%，占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的62.6%；规模以上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广告服务企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4.8%、10.2%和29.4%。

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整体来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32%，占服务业比重不足60%。若剔除面向消费者的一部分内容，如零售和消费者金融等，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则更小，仅占GDP的15%—20%，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导致其对产业创新链、价值链的支撑力度有限，具体表现。

一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难以支撑新技术革命性突破。2018-2023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34%。其中贡献最大的三类产业分别为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而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占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不到3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究其缘由，其一，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学历层次低。据统计，我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中，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仅占15%，远低于美国和德国的水平。其二，生产性服务业研发投入强度不高。2023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2%，不仅低于制造业2.4%的平均水平，更与美德等国3.5%以上的研发强度存在明显差距。其三，高端服务业集聚度不够。美国硅谷集聚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技服务企业，形成了完整的生态创新系统。相比之下，我国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业企业密度仅为硅谷的三分之一。这种集聚度不足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效率，难以支撑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二是生产性服务业与产业创新融合力度不够，难以及时促进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新业态和新行业不断涌现的黏合剂和推动力，是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动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力度不够。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企业在研发设计、工业软件、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等生产性服务上的投入仅占其营业收入的10%，远低于德国和美国。在智能制造方面，美国近一半的制造业企业会外包供应链管理、工业大数据分析、数字孪生技术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而我国仅15%的企业采取类似措施。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融合效果不明显。在发达国家，农业企业普遍依赖农业信息化管理、精细化种植、AI病虫害预测等现代服务，而我国农业科技服务企业的市场渗透率不足30%。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率超过50%，而我国仅约25%，导致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缓慢。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融合滞后。欧美发达国家已实现“智慧零售+智能物流+大数据供应链管理”的全链条优化，而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仍然依赖传统订单管理系统，导致市场反应速度较慢。因此，生产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深度不够，影响了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制约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

三是监管体系滞后，影响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支撑。现有监管政策多从制造业或传统服务业延伸而来，难以精准适配生产性服务业的特点，如传统监管框架难以覆盖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新业态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素集成。监管手段相对滞后。现有监管主要依赖人工检查和行政审批等方式，缺乏大数据、区块链等智能监管技术的应用。以金融科技行业为例，近30%的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规避监管，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通过复杂的股权架构和技术手段绕开监管，传统的监管手段已不足以应对金融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尚未形成。生产性服务业涵盖领域多，不同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存在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漏洞频现等问题，这不仅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也没有形成公平且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影响了要素创新性配置的积极性。

高质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一是加快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助力新技术革命性突破。加大政策引导，提升高端服务业比重。制定专项发展规划，实施“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提升行动计划”。聚焦科技服务、数字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高端商务服务五大优势领域，加大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强度，建设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产性服务业标杆城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开展生产性服务业人才政策综合改革，引进高层次生产性服务业人才、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等。推进高校建设现代产业技术学院，为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提供人力支撑。建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园区，促进技术创新的集聚发展。设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推动企业间协同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生产性服务企业联合设立研发中心和技术孵化基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提供持续动能。

二是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鼓励制造企业外包高端生产性服务，对企业购买研发设计、数字化供应链、智能制造解决方案等高端服务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加快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入制造业，提升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推广“农业+科技服务”试点县，发展智慧农业服务，支持物联网、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完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支持京东物流、顺丰等企业在县域布局“冷链云仓”，提升农业生产与市场对接的效率，降低损耗。构建跨行业协同平台，打破行业壁垒。建立国家级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平台，整合各行业数据，促进信息共享，提高跨行业协同效率。设立跨行业试点示范区，鼓励金融、物流、科技、教育等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加强合作，提升行业融合度，为产业结构深度调整注入新动能。

三是完善产业政策与市场机制，优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外在环境。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生产性服务业法律体系。制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法》，明确行业发展方向、市场准入机制和行业监管规则，为行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细化不同领域监管标准，针对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制定专门的监管规范，提升监管精准度，确保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以数智化提高监管科技化水平。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提升监管能力，对金融科技、供应链管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实时监测，防止企业规避监管。建立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将违规企业纳入“黑名单”，提高市场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优化市场秩序。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监管协调委员会”，加强政府各部门间的协调，统一监管标准，避免监管漏洞。同时，推进全国统一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准入机制，减少地方保护主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