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近日，国际教育学院朱新林副教授在《中华读书报》2025年4月9日10版“书评周刊·社科”专栏发表理论文章《皇权与文林：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研究新范式》。

原文如下：

皇权与文林：南北朝“选官-文学”混合体研究新范式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政治和文学呈正向关联。政治的直接呈现是选官制度，选官制度衍生文学创作，文学创作又进一步影响选官制度，这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独特人文景观。自上世纪80年代始，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这一富有文学生态特点的现象业已引起学者重视。新的研究视角往往催生新的研究范式，傅璇琮、王勋成、祝尚书、吴夏平、叶晔和刘万川等学者沿波讨源，分别对唐宋明三代的选官制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做了富有开拓性和延伸性的研究工作。这些成果不仅有力拓展了选官制度与文学互动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还为断代性质的选官制度与文学的互动确立了经典研究范式。

但唐以前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之间的互动情况如何？这种互动情况是以什么形式呈现的？其间的双向互动和唐宋明几代有何不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文学研究者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文心雕龙•序志》），孙宝教授《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运兴变》凭借深厚的文学史料学功底，依靠敏锐的文学洞察力，紧紧抓住南北朝选官开始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并与文事活动产生了深度融合这一关键要素，系统全面地考证了南北朝皇权与文林的互动关系，阐幽发微，创造性地提出“选官-文学”混合体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成为透视南北朝文人、文运的一把关键性钥匙，为南北朝文学研究园地再开新章，也为新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的断代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选官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联

魏晋开始，选官制度已由察举制向九品中正制转变；南北朝以贤能政治配伍贵族门阀政治的多元治国追求，为隋唐选官的规范化做了制度准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铨选机制和文学创作已有较高关联度，“前后选举，周遍内外，而并得其才”（《晋书·山涛传》）的山涛就是典型例子。山涛身居选职十多年，“每一官缺，辄启拟数人，诏旨有所向，然后显奏，随帝意所欲为先。”这一铨选机制颇可玩味。在这种铨选机制下，又诞生了诸如官样文学、宫廷文学、幕府文学、馆阁文学和山林文学等文学题材。

“晋宋齐梁几帝陵，土堆谁解有英灵。三台五省纷纷改，惟有钟山只么青。”（南宋苏泂《金陵杂兴》）鉴于南北朝文官铨选制度在汉唐官僚体制演化、定型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孙宝教授指出，从政体功能来看，魏晋南北朝君主以下的国家政体结构分为参谋系统和行政系统，均以文官为主体。他通过系统统计，指出南北朝选官制度形成了君主征辟、中央铨选、州郡察选三个层面的特有选官文化。在此基础上，他左右采获，选取大量案例，从储备官员的仕前文学教育、选官事件文学化、献赋（诗）利于仕选的政治效益三个角度，对南朝和北朝的文官与文事活动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证。如以谢灵运十五岁袭封康乐公为例，论证了仕前文学教育的构成及实施特点，即大都需要完成由仕前储备、论第起家、因才取官、研判择仕、内外轮转、致仕悬车的过程。以萧衍《赠逸民诗》十二章及萧纲《和赠逸民应诏诗》十二章为例，论证了宫廷招隐文学是南北朝招贤国策的直接产物。又如李德林由君主高湛指定撰作《世祖武成皇帝颂》，生动呈现了皇权与文官作手之间彼此借力的特点，并进一步指出，上献赋颂具有文人与皇权合谋、共建的性质，赋颂是文人逞才效伎的载体，也是朝廷量才授官的依据。

书中大量生动且深入的案例论证，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纷繁复杂的选官制度和文学创作的互联景观，也让我们对二者的内在机制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南北朝选官制度与文学关联会导致一系列文学现象的发生，官制往往赋予文学创作的缘起与目的性，官场事件易成为文学事件；“官样文章”同样具有情感属性；官制运行与文学传统的生成之间文官铨选会引起文士分布变化，并进一步带动权力布局和文坛力量消长；权力博弈的政治逻辑与文坛角力的艺术逻辑相贯通。等等。这些论断，对我们重新审视南北朝文学流变，改变以往对其文学特点的刻板印象，均有发明之功。

“选官—文学”混合体视域下的官场士人心态

冯天瑜在《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中指出，文化包含四个层次，即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中国特有的选官制度属于制度文化层，其中又和文学创作发生了不少联系，进而影响了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两汉向魏晋南北朝转变过程中，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从士人心态角度研究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代表成果如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等，为动态考察王朝政治升降和文学流变提供了新视角。孙宝教授认为，在南北朝儒学复振的历史语境下，士人的政治心态和价值观念明显与魏晋有别，而与两汉时期接近。

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他以南北朝士人的政治心态和文学心态为抓手，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赜索隐工作。以文求仕的心态，在北朝士林中颇为普遍。如北朝刘逖不仅将“文藻”“诗咏”作为谋仕的手段，更不惜诉诸排挤文僚、独擅文场的伎俩以获取潜在的政治利益。南朝吏部铨授关键位置的人员变动更会引起权力格局的调整，故多为朝野瞩目。一旦选授不当，则会引起舆情震荡，进而波及文坛，演变为文林事件。

孙宝教授又指出，考察不同人在不同政治环境、人生阶段中的文学命题及其书写，可进一步透视南北朝士人在特殊的政治文学生态之下的心态转换、文风演进。他以沈约和庾信为鲜活的案例，论证了这一心态和文风的变化。沈约自幼蒙受家难，庾信中年之际遭遇侯景之乱。二人夤缘际会，通过各自才学力识实现转困为达，并主导了萧梁、北周礼乐重建事宜。不管是沈约标举“三易”说而推进了永明体的诗歌创新，还是庾信迎来政治、创作生涯的重大转折，二人均不约而同地成长为一代学府、文宗。再如，南朝士人已较为娴熟地以“逸民”“至人”等高洁字眼进行自我标榜，后者在南朝文坛逐渐演变为崇颂隐逸题材下的人格修饰，体现出这一阶段文士得仕禄之实、慕山水之闲、求方外之名的世俗化心态，是西晋“身名俱泰”式士林理想的自然延伸。

南北朝文学批评观的转变轨迹

南北朝选官制度的文教动机、铨选程序、官场生态与士人心态密切联动，促进了职官品第制度与以品定诗、以官论文的批评方式的生成。因此，“选官-文学”混合体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我们重新审视南北朝文学批评观及其转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和影响是值得学界重视的。

首先，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南北朝分品论人与后世“诗话”以官论诗的演变轨迹。钟嵘汲取汉魏“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思路，借鉴魏晋九品官人、清议品题的文化实践，吸纳谢赫《古画品录》六品论画、阮孝绪《高隐传》三品论隐等方法，形成了《诗品》“致流别”“辨清浊”“掎摭病利”等构成的“三品升降法”。

其次，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南北朝庙堂、山林题材及其文学批评模式的衍化。南北朝士人已将郭象“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的政治自然观娴熟地运用到仕隐实践过程中，并形成自皇族、显宦至寒士的朝隐风尚。

最后，为我们进一步审视南北朝寒庶宿命论与“穷而后工”批评观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南北朝普遍存在寒庶掌权要的政治现象，进而蕴生了鲍照、江淹、刘孝标、张正见、陈暄、温子昇、卢思道等人主导下的寒士文学风潮。与游走于庙堂与山林之间的世族朝隐习尚不同，这一批文士仕历蹇难、文笔怨怒，比起千篇一律的“富贵语”“庙堂气”来更能唤起士众的共鸣。随着唐宋以降科举取士制度日益成熟、完善，士人在科场的成败得失成为时人评价穷通的重要着眼点。一般来说，“布衣” 难免 “哀穷悼屈”，“穷”“屈”遭际又是诗家不平则鸣的原初动机，也是其作品批判性、深刻性的根源所在，为官之后的尊优处境反而成为上述的阻碍。

邓广铭曾把治史的四把钥匙明确为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这同样适用于文学、文献研究。孙宝教授以职官制度和年代学为经，以历史地理和目录学为纬，综合排比，精密考证，打通了制度史、政治思想史与文学史研究的学科壁垒，运用历史语境还原与文学政治功能生成相关理论，综合考察南北朝文人、文学与选官程序、机构运作、制度约束、官方规范等方面的深度关联，实现了知人论世、由世知人的双向奔赴，是一部集文献、文学、文章和文论为一体的优秀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