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3月25日，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做客“天人讲堂”第124讲，带来一场题为“文明自觉还是文化自觉——中国文化重建的两难选择”的讲座。

本场讲座内容分为四部分：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明之自觉、“九·一八”事变后的文化自觉、“好的”文明与“我们的”文化。

讲座伊始，许纪霖教授指出，“文明自觉与文化自觉”需要从新文化运动谈起，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明之自觉。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它使当时追求强国梦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思考文明的趋向，开始探索新的文明之路。许纪霖教授表示，回顾五四运动的文献便会发现，五四启蒙运动的起点源自于文明问题的提出，新文化运动最热烈的一个话题是中西文明的比较。无论是《新青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还是《东方杂志》的杜亚泉，都将中西文明视为两种性质和风格迥异乃至对立的文明。总地来说，五四运动的中西文明大论战，对立的双方不是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角度展开论战，而是从世界文明的大视野，从普世的人类立场，比较中西文明之优劣，从而在世界文明的整体大趋势中寻找中国文化的道路。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文化自觉，许纪霖教授指出，从1895年到1925年的思想转型时代之中，有两代启蒙者，第一代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第二代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民初第一代知识分子。许纪霖称第一代启蒙者为“旧派中的新派”，正是他们注意到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还有一派是“新派中的旧派”，他们认为白璧德所发扬光大的古希腊人文主义是西方文明最精髓的部分，与理性、中庸的儒家文明有内在相通之处。

最后进入到讲座的第四部分，“好的”文明与“我们的”文化。许纪霖教授指出，悠久的中国历史中，中国文化具有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辩的双重性质。到了近代，天下主义转变为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夷夏之辩蜕变为以种族意识为基础的近代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究竟是需要文明之自觉还是文化之自觉？文明的认同是普世的，它追求的是适合全人类的普世之“好”；文化的认同是特殊的，通常以“我们的”作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将“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在许纪霖教授看来，再好的外来文明也需要转换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要放在世界的普世文明的大背景下加以衡量。进一步说，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的两个核心命题是：一，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经验的特殊性之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遍性之“好”；二，将全球文明中的普世之“好”转化为适合中国土壤生长的特殊性之“我们”。

本期“天人讲堂”由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主持，讲座通过腾讯会议以线上的形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