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维崧先生（右）与徐超先生（左）

笔者按：蒋维崧先生生于1915年11月2日，逝世于2006年7月25日。为了纪念蒋先生诞辰110周年，在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支持下，我与靳永、闫井贺合作出版了《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第一版），《幸有先生导后生》即是我为该书写作的“代序”。2026年1月21日，文学院主办了《归网遗珍》新书发布会，杜泽逊教授说，“按农历算，蒋老今年也是诞辰110周年”。因此在我心中，《幸有先生导后生》既有纪念蒋老诞辰110周年的意义，也有纪念其逝世20周年的意义。

我读本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以及后来的许多年里，在书法、书法研究和其他相关学术研究方面，都曾得到启功元白先生的直接教诲并对我产生重大影响。2005年6月30日启老仙逝，我撰书两副挽联以献，其中一副是：“主业典型，副业典型，因知主业昭副业；先生师范，后生师范，幸有先生导后生。”联中的“先生”当然是说启先生。

我到山东大学读研和留校工作以后，两位专业导师殷孟伦石臞先生、殷焕先孟非先生都离世太早，后来，我的研究方向便转到“文字学（含书法）”。蒋维崧先生在耄耋之年当上“特聘教授”以后，我又与他联名招收这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并担任先生助手。这样的机缘，使我十分幸运地有了一个与先生长期密切交往、请益日深的经历，因此，上述写给启功先生的联语也完全可以移用到蒋老身上。因为二老都是“主业典型，副业典型”的学者书家，并且在我身上都同样演绎过“先生导后生”的感人故事，所以在我起草本文的时候，即决定以“幸有先生导后生”为题。这样做，首先是为缅怀和感恩，但更特别的深意还在于，“先生导后生”实际是中华文化传承的基本方式。就是说，正是在这种累世更迭的“先生导后生”的过程中，中华文化才得以薪火相传，并不断踵事增华，弘扬光大。愿那些远去的感人故事，对今之先生和后生们都能有一点借鉴意义。

以下分八题叙述。

（一）以学驭书

先生最具学科建设性质的一个观点，是我首先对外发布的。那是2001年12月10日上午，我到先生家请示《书法报》记者白爽先生要求采访的事，先生让我代他接受采访。在采访稿《以学驭书——关于蒋维崧先生书法教育思想的对话》（2002年2月18日《书法报》）中，我首次向媒体传达了先生一个迥异于时风的意见，就是“我认为，书法人才在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培养比较合适。一开始写字还看不出来，以后越来越觉得，不读书，没有传统国学修养，就上不去了。这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现实中的例子、身边的例子很多很多”。根据这个思想，他坚持把山东大学文字学（含书法）研究方向的博士点，设在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这个意见太特殊，甚至也太没有“群众基础”，所以一经发布，随即在全国，在书法界，特别是设有书法或书法教育专业的高校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据我估计，即使在我们周围也有不同的声音。对当时社会的不同想法我很理解，因为即使我自己，对先生的这个意见也理解得不够深透。为了把先生的意见准确地传达出去，还要让书法界能够理解，我在采访时很用心地组织了一些话，如：

“首先，我觉得，在如何培养书法人才的问题上，蒋老分清了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就是说，他认准了传统学问在书法学科和书法教育中的根本地位和主导作用。其次，蒋老看清了当今书人身上最缺少的是什么。从艺术主体来讲，他着力考虑的是解决基本和根本的问题——前者是学科建设的客观需要，后者则是学人成才的客观需要。”

令人欣慰的是，立定学问的根基，同时又潜心于与此学问关系密切的艺术，相互发明，相互映衬，故能独放异彩，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可。虽然“专业放在文学院”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但强调传统学问对书法学科的意义，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书界的共识。先生胸怀坦荡，他一再说，“我不能因为自己干不了就否定别人”，先生这样的态度，虽然有所坚持，但应该说已经无可挑剔了。

（二）铁面原则

蒋先生一生平和得出奇，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他的基本性格就是我称为“默如深渊，静若处子”的那种。我还说他“虽然什么事情都心知肚明，但写在脸上的，却似乎是永远的波澜不惊；表现在明处，尤其是涉及敏感问题的，往往是三缄其口，甚至心如死灰”（引语俱见《崧高维岳》）。但其实“铁面原则”才是他骨子里最可宝贵的品质，这是一般人极难看见的一面。先生与我论学、谈艺和品人，单刀直入，甚至涉及熟悉的前辈和朋友也毫不避忌。我当他的助手期间，许多问题要听他的意见，如博士点放到哪里，博士生指导小组的组成，招什么样的博士生，以及书法研究中心的人员组成、顾问名单等，他总是有问必答，而且意见都出人意外地明确。后来我总结，凡是他持上述这种态度的，都是涉及学问以及与学问相关的问题，这些在他眼中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明确而简单。人事关系也与此相应，就是“越简单越好”。所有这些都是他的“铁面原则”。许多年前，我曾书自集宋人句“先生秉大雅，君子如真金”二语纪念蒋先生。我觉得，这两句话是对先生学问、艺术和人格精神最好的概括，最能体现我对他的认知。

先说一件小事。2008年11月7日，在蒋震图书馆二楼，我采访了先生的女儿蒋方，并当场记录了她的原话，她说：“孙珊华（蒋师母，蒋方对她直呼其名，故照录）哥哥的孩子，要出一本书，想借老爷子（蒋方对蒋先生通常使用的称呼）的名要个书号，在山大出版社出版。当场问，老先生不吱声，半天说：‘这个，不行！’——我没有见过他这么当场坚决地回答。天哪！乖乖，真可以啊！他的口气非常坚决啊！”

关于先生的“原则”，我在许多文章里已经论及，但这一次还必须说，这不仅是因为先生已经远去，而且即使在当时，先生的这些极其珍稀的品质也鲜为人知，所以我借此机会，让社会全面了解真实的蒋先生。同时，先生这些言行对我也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也可以说是我的问学所得，自然也是“幸有先生导后生”的题内之义。

（三）绛帐春风

我向先生问学的一个关键节点，是在1996年夏季前，因为到秋季，我招收的文字学（含书法）方向的硕士生就要入学了。这个研究方向，虽然以研究文字学为主，但课程增加了书法文字学、书法文化学乃至书法创作指导等内容，而我在这些方面经验和知识储备显然不足，于是首先想到先生。因为第一，他带过这个研究方向第一个硕士生，这在全国是首创，他的培养经验足资借鉴。第二，他在“以学驭书”方面的身体力行，已被公认为典范。第三，因为我专业导师的关系，已有多年向先生求教的经历，而且我的专业和知识需求与他的专业和擅长又十分接近，从师承和学术渊源角度说，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总之，诸多因素的聚合使我认定，先生是最好不过的先生，时机又是最好不过的时机，所以在新学期前的几个月，我就直接上门向先生诉说了我的愿望。令我十分惊喜的是，先生竟大为高兴，立刻约定，每隔一周的周四下午四点，是我登门问学的时间，所谓“绛帐春风”的故事即由此开启。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在先生应聘为“特聘博导”，随后我受命担任先生助手的时候。从此时到先生去世的五年里，我除了继续问学问艺，更多的是作为助手做事。在先生返聘的第一时间，展涛校长两次提议我把研究成果整理一下，做先生的第一个博士生（那几年流行所谓“论文博士”），先生也两次点头同意，但我选择的，是利用做先生助手的机会，从头开始，向先生学一点真本事。可以说，因为有了“联名培养博士生”的因素，我在这个阶段的问学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我的问学形式纯粹是“私学”，而且是“一对一”——即使问事办事，在场的人也极少。问学内容主要是与书法相关的学问，其中涉及最多的是评价，包括书风、格调、流派、技法等。这些问题一谈起来，就必然说到具体人、具体作品。而每次问学，我都力求从先生那里获得最大信息量，所以经常带刊载众多书家作品的书法集，带《中国书法》《书法》《书法报》《书法导报》等专业报刊。谈论的时候，我指向分明，通常是指着具体作品请教。特别幸运，先生是诲人不倦、不厌其烦的先生，每个问题都会作明确表态。所谓“明确”通常是两种形式：一种是脱口而出的一个词、一个词组、一句话，另外一种是动作、表情，如摆手、摇头或手指连戳几下等。评论的对象，多半是在书法史上有影响的人、理论或作品，也包括一些代表一时风尚的人、理论或作品。

先生随时脱口而出的，还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话。对这些话我没法形容它的意义或价值，如果说我的感觉，似乎接近于“警世”“醒世”一类的话。比如，他看到一些很不恰当的做法，就会说“弘扬什么，毁灭什么”。听到有人说了一个什么事情，他会随口说“学术完了”等等。先生不是一个好为人师的人，他说这些话绝对没有想“教育”谁，就是随口感慨一下，但我听了却深感震撼。这样犀利而经典的“点评”，在我心里明显起到了“警”和“醒”的作用。

总之，先生的教导不拘时地，不拘一格，甚至也无声无息，不露痕迹，但我有感觉：先生在处即“绛帐”，先生在处便有春风。

（四）诲人不倦

我的问学经历使我得到了诲人不倦的真切感受。以下材料皆取自《我记峻翁》，为求文字简明，都略去了时间、场合等具体细节。有些问答并非同时，为了让话题集中，我进行了适当调整，所以文中有断断续续的引号，说明谈话的时间可能不是同一天，更不一定是连续说的一段话——先生极少连续说一段很长的话。

我多次请教先生对前代大家古文字书法的评价，先生的意见是，“吴大澂、黄牧甫的金文功夫了不得，沉着，果断有力”，“丁佛言笔力方面是我们所不及的，他临的比创作的好，写得沉着，创作的有些字形掌握得不好”，“吴大澂笔力好，缺点是板”，“罗振玉优点是文雅，缺点是弱一些”，“钱坫的功夫好”，“邓石如、吴让之、吴昌硕，他们笔法娴熟，功力深厚”，“石鼓文黄牧甫写得最好，吴昌硕写石鼓文有气势”，“王福庵的石鼓规矩，但死板”。我问王福庵的金文是否可学，先生说“可以”。由此可以知道，先生对笔力的要求至少有“沉着”“果断有力”，而“死板”则是一大缺点。

先生享有“活字典”的美誉，校内校外的老师们遇到学术难题，常常想到请教他。我求教方便，不管疑难大小，记住去问一声就是。记得一次我问斋号——我喜欢弄点儿富有创意的东西，因为原来的“静斋”“三摩帝书屋”等几个斋号用久了，又想补充一个更可心更好玩的，就根据《庄子》里的天籁、地籁、人籁定了“三籁堂”。三籁合一，这是“可心”。辞书查不到“三籁”这个词，这就“好玩”。但能不能用作斋号，必得咨询先生一下才放心。一问，先生不假思索，说“可以”，于是新斋号立即启用。闲人得雅趣，因此高兴多日。这问学中的乐趣，外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五）金针度人

从宏观上说，先生的三段话给我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第一句话是先生对我说的：“现在书法界有两种不好的情况：一是守成者平庸，一是创新者无法。”第二句话是先生为山东印社成立写的贺词“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我认为这八个字就是治理“守成者平庸，创新者无法”的良药。第三句话，是我跟先生要他的艺术简介，先生当着我的面用钢笔写下的唯一“褒奖”自己的话，是“金文书法行笔生动，结构谨严”。把上述三段话联系在一起思考，就成了金文“创作三要”：在方向上，要力求克服平庸，守正创新；在手段上，要力求“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在具体做法上，要力求“行笔生动，结构谨严”。虽然很难做到，但方向明确。

我的学习手段，是把“治大国若烹小鲜”反过来做，就是“烹小鲜若治大国”，即小题大做，有点儿研究的意思。比如我有一次重要的尝试，就是针对《蒋维崧临商周金文》，写过一篇题为《高标独立，古籀重辉》的书评（载《山东省书法理论讨论会论文选集》，黄河出版社2000年7月版；《书法导报》2002年3月6日、3月20日转载）。我用先生倡导的办法，就是“让作品说话”，看“纠正了什么，补充了什么”。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把先生的临本与拓印本分行排在一起（把拓本逐行剪贴在临本的一侧，逐字对应），然后逐字、逐行、逐篇仔细比较，最终得出了“源于商周，高于商周”的结论。文稿交先生看，先生说这是“做学术”，“一般人不感兴趣，但研究得细就有说服力，对学术有用”，并且让我把这个分行对照本复印一册给他。先生还说，“后代人也应该写得好一些，因为他们能看到前代人看不到的东西”。做了这个课题后，我对“用后代的东西丰富前代的东西”的理解就更具体了，进一步认识到，“高于商周”不是狂言，实际不仅可能，更是应该。

元好问有诗云：“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论诗三首·其三》）我从先生那里看到的，既有“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的“鸳鸯绣了”，更有宝贵的“金针度人”。

（六）临池垂范

观摩先生临池创作，是绛帐春风里的一道别样风景，沉浸其中，有如闻韶。

先生每次创作之前，一般先要练笔、试纸、试墨。写行书作品一般都要把开头几个字试写一下。写金文，遇到平时写得少的字，一定先写出字样，有时还要写出多种字形。曾见他在写“静观”二字前，竟然用尼龙笔连续写了19个字样。我很看重这些创作前的练笔，它能给我带来许多思考，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思考怎么由非创作状态进入创作状态。这些练笔纸头我收集了不少，闲时展示，先生当年写字的情景就立刻浮现在眼前。

先生写完作品，一般都是亲自挑印章，耐心打印泥，选择好位置后缓缓下按，久按后轻轻提起，然后擦干印面，把印章装进印套。印套为师母亲手制作，十分精致。我常想，先生追求完美、注重细节以及宁静的心态，也应该是他成就卓然的原因之一。

2000年秋天，我曾写金文一幅，下附跋语云：“我学金文，有幸亲炙于常州蒋峻斋先生。然愚以为亲炙之益，不在克隆之便，而在‘大圣现前，芳轨不远’也。吾将上下而求索。”先生细审后含笑称是。这个题跋体现了我的思考，虽然不能“心想事成”，但认识明确，上下求索，总会向努力的方向接近的。

哲人其萎，昔日不再，但典范长留，芳轨永存。

（七）教泽绵长

九年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蒋维崧书法篆刻展室”的开展仪式上，我有一个发言，题目叫《先生就在这里》，里面说到，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弟子张锦秋说，梁老师的建筑思想总是“日出日落一般”照耀着她，对老师的记忆，就像是留在她“心灵里的一座巨大建筑，随便取一木一瓦，都会三春难忘”——在后学者心里，蒋维崧先生也是这样。我说：“先生十年前与我们永别了，但在场的师友心里也许都在说，先生没有走:《汉语大词典》里有先生的身影，《蒋维崧书迹》里有先生的身影。对我而言，先生就在拙著《崧高维岳》里，就在我的《我记峻翁》里。而此时此刻，我要说，先生就在这里——在他的书法篆刻展室里。”今天我还要说与此类似的话：先生远去了，但他的教泽没有远去。

先生生前给我和所有后学上的“最后一课”是在他弥留之际——2006年7月13日晚上，刚录取的博士生给我发短信说：“蒋先生下午要笔在纸上写字。”第二天我赶到医院，护工从抽屉里拿出三张病房翻身卡，我看到背面有用蓝色签字笔写的几行字：“金文集成几十册，想看”，“先看1—5册”。又见用红色签字笔写的几行字：“金文集成一万多元，全书数十册”，“1—5”，“第一至第五”。又有“4”“杨”“洪洋洞”等字（是说想用mp4听杨宝森的京剧《洪洋洞》）。其中“想看”“先看1—5册”“1—5册”写了好几遍，说明先生读书心切，我对他说：“想看《金文集成》啊？等几天我给您拿来，现在先养病，不能着急看书。”我知道他前不久在中华书局预订了一套《金文集成》，就对他说：“也给我们中心订一套啊！”他竟然还痛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随即又闭上了眼睛，这些纸片也就成了先生的绝笔！

这个“绝笔”，是先生坚持学问“至死不渝”最动人心魄的证明，也是留给后学最感人肺腑的“手教”。为了让先生的精神传承下去，我已将原件捐赠给了山东大学博物馆，并在《崧高维岳》里对此事作了详细记述，同时刊发了照片（见泰山版第62页，山大版第66页）。

行文至此，我想起文学院钱曾怡教授在《回忆丁声树老师》（《方言》1999年第3期）里说过的话，“无论治学、为师，只要想起丁先生，我立刻就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又说，丁先生的笑容督促她“务求学术上有所创新，工作上一定要认真仔细”。钱老师文章最后一段话是：“在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下，知识有时就成了资本，甚至权术可以 胜过学术。但是人间总有真情在，正气在。丁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丁先生的精神，永远默默地滋润着学术大地，净化着学术空气。”我觉得钱老师的这段话最耐人寻味，它说明前一代精英学者的精神品质，不仅是滋润后生最宝贵的教泽，同时也应该是改造社会的一份教泽。我之所以在此郑重引用，不仅是因为用钱老师的这段话来说明蒋先生的教泽绵长也非常恰当，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思考：钱老师的人格精神和她的学术成就是从哪里来的？当然首先是她自身修炼的结果，但仅仅从她说的这段话里，我们也能明显地觉察到，前一代精英学者的教泽在她身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要仿照钱老师的话说：“蒋先生的精神，永远默默地滋润着学术大地，净化着学术空气。”这就是先生教泽的力量。

（八）真爱无痕

先生有大爱，本文把大爱缩小到最小，只说他对我的关爱。先生的性情与他的艺术一样讲究“含蓄”，所以他爱的表现也很含蓄，故我称为“真爱无痕”，无法描述，只能感知。

先生从来没有让我替他做一件私事，我们之间也几乎没有什么“礼尚往来”。只记得有一次，先生要送我南京亲人给他带来的板鸭，这肯定是先生想到我的家乡口味了，而差不多是同时吧，我弟弟给我带来一些老家特产糖泥螺，就顺便给先生送去两小瓶，只是觉得他可能喜欢，实际也不能肯定。这大概是我送给先生唯一的“礼品”。我与先生说话，因为方言里没有“您”（勉强用语音学原理说也费劲），所以彼此皆“尔汝之” （但写文章不得无礼，还是用“您”），属于最不礼貌的一种。先生不怪，而我也习以为常。我与先生年龄悬殊，各种名位更无法相比，但长期以来，我与先生的关系亲密而平淡。

长期以来，我不敢说是先生的学生，因为我有自知之明。这种心理，先生是知道的，因为我与先生曾经就“师门”的话题谈论多次。比如一次我提到“黄（黄侃季刚先生）门”弟子，说黄先生挑学生怎么严格。先生说：“季刚先生说，交几个钱就想当学生，有那么便宜的事吗？”那一次，先生让我替他给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的张荣庆先生写回信，后来《书法报》决定将张文和我的回信同时发表，但张文里面有“徐教授是蒋先生的及门弟子兼助手”一句，我想删去，又不好自作主张，就专门到先生家，指着“及门弟子”问先生要不要删去。先生略作沉思，摆手摇头，说“不用”。前文说过，展涛校长两次提议我读先生的博士，先生也是两次点头。

先生是静者，我在《崧高维岳》里有一段描述：“先生平时说话很少。好像是为了节约‘能源’似的，能不说的就不说，能少说的就不多说，能用手势等动作代替的就用动作代替。听人说话从不打岔，别人讲完后的‘真空’延续一会儿后，他才可能会说点什么。”（泰山版第126页，山大版第130页）熟悉先生的人都说我的以上描述“很准确”。试想，就是这样一位平时极少说话的人，却偏偏要接受我无数次的问学，说了那么多的话。就是这样一位平时极爱安静的人，却偏偏要接受我给他平静的日常生活带来叨扰。而且还要浪费那么多宝贵的时间，付出那么多宝贵的精力。设身处地去想，以此施加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一种负担，更何况是一位德高望重、年登耄耋的老人！但是，我敬爱的先生，他不仅平静接受，而且不厌其烦，始终笑脸相随，甘之若饴，乐在其中，这是何等的精神！先生用他的诸多牺牲，给我带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种难以言喻的享受，这是何等的大爱！

先生对我如此付出，我无以报答，甚至几十年来，我竟从未当面对先生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所幸的是，我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前段时间，山大文学院采访我二十余次，我以“饮水思源”开始，以“饮水思源”结束，心思昭然。而写作本文亦出自“饮水思源”的思考。

真爱无痕，先生的爱在他心里，也在我的心里。

（作者为文学院教授；本篇文章节选自《〈归网遗珍——蒋维崧学术艺术文献〉代序：幸有先生导后生》）

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6年第10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