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1901年，作为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创办时期的首任总办，唐绍仪为山东大学堂的成功创办，乃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之争议

要讲述唐绍仪对创办山东大学堂的历史贡献，必须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唐绍仪真的是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吗？或者说：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究竟是谁？

从校史溯源的角度考察，从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到1981年，学校一直把省立山东大学作为学校的起点。如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一览》开篇《校史概要》就是从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成立说起。直到1981年发现山东大学堂的史料，山东大学才确立1901年的办学起点。与之相应的是，从1981年到2001年的20年间，山东大学的校史均介绍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为唐绍仪。如1986年出版的《山东大学校史》、1991年出版的《山东大学大事记》等。

20年后的2001年，山东大学建校100周年校庆时出版的《山东大学百年史》，在第一章第一节“京师大学堂以外最早的官办大学——官立山东大学堂的创办”正文中只字未提唐绍仪，却称“第一任校长（当时称管理总办）是后来被誉为北国工业巨子的周学熙”。之后校内外关于山东大学历史的介绍中，“唐绍仪说”与“周学熙说”并存。如201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山东教育史》、2015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史》、201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山东大学史话》皆持唐绍仪说，2011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山大第一》提出“唐绍仪任首任总办”的同时，又补充说“一说为周学熙”。关于周学熙的介绍，均称其为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相反，部分关于唐绍仪的图书介绍，却没有其作为山东大学堂总办的内容，如：1980年中山市地方志总编室《唐绍仪的一生》、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唐绍仪与清末民国政府》、2004年珠海出版社《唐绍仪传——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等。

为什么改唐绍仪为周学熙？《山东大学百年史》专门作了一个注释，称“《周学熙传记汇编》中的《周止菴先生自叙年谱》《周学熙传》《周学熙集》《中国书院史》《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等书均为周学熙为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这次编写百年校史特更改为周学熙为第一任校长。”如注释所说，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缺乏历史文献史料的支撑，而周学熙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确有“证据”。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山东大学堂的创办过程

我们需要简要介绍一下山东大学堂的创办时间线。早在1864年，美国人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就在蓬莱创办了登州文会馆。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式学校。1881-1882年，袁世凯在蓬莱当兵，兵营附近登州文会馆迥异于中国传统学校的新式教育教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要求朝中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4月25日）袁世凯上呈《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应诏陈言”，其中就有“饬下各行省广筹经费，多设学堂，或仿照各国学校章程，区分等次，依次推广”。同时，袁世凯就开始了在山东兴办新学的具体筹划和实际行动，“一面访订教习，筹商规制”。然“甫有头绪”，却因五月初一日（6月16日）母丧后，“回籍营葬”而丁忧百日，“蒙恩赏假，未及兴办，暂以中辍”。

八月初二日（9月14日），光绪颁谕“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正在河南休假的袁世凯，即刻启程赶回山东，接续春季的筹划，“通饬各属一律举办”，在一个多月时间内“筹资择地，先于省城改设大学堂，以为之倡”。在九月二十四日（11月4日）《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中，袁世凯表示大学堂的筹办“粗已就绪，拟即考选学生，开学试办，以慰士子观望之心”。3天后的九月二十七日（11月7日）袁世凯接调离谕令。又9天后，十月初六日（11月16日）光绪皇帝朱批：“知道了。政务处暨各该衙门知道。单并发。”又5天后，十月十一日（11月21日）袁世凯携唐绍仪启程离济北上。

山东大学堂于11月正式开学，是否在一个具体的日期举办过开学仪式，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据后任山东巡抚周馥1904年《奏办理山东各学堂情形折》称山东大学堂“钦遵开办在案”，我们是否可以将上述光绪朱批日期（十月初六）作为山东大学堂的正式开办日？这一天，袁世凯和唐绍仪都还在济南！

从袁唐关系看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的必然性

本文所谓“袁唐关系”是指袁世凯与唐绍仪二人的关系。1882年在朝鲜甲申政变中，袁世凯初识唐绍仪，对唐绍仪在应对政变中的“临危不惧，忠诚勇武”十分欣赏。之后，当袁世凯被朝廷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时，就选择唐绍仪为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实际上的副手，从此开启了二人长达30年互相欣赏、互相信任、互相依赖的关系，直至1912年二人因民国法制理念的巨大差异而最终决裂。

笔者认为，在袁唐关系中，袁世凯对唐绍仪的“依赖”更为突出。30年的时间里，虽然袁世凯政治集团中储备着丰富的各类人才，但在一系列重要事项，特别是涉及外交、经贸、洋务、谈判等事项上，袁世凯离不开唐绍仪。当袁世凯对唐绍仪委以重任时，常常表现为唐绍仪是其时其事最合适、最可靠，甚至是唯一人选。唐绍仪也总能以其卓越的才华和能力不负重托，为袁世凯在其政治仕途的重要节点做出准确的历史抉择，赢得重要的筹码。袁世凯的政治仕途之所以能在一个并不算长的时期内，一步一个台阶地顺利攀上政治最高峰，与唐绍仪是分不开的。而一旦袁唐关系破裂，失去了唐绍仪支持的袁世凯，也就迅速而不可逆转地坠入了其政治仕途的深渊。

所以，当1901年袁世凯着手筹办在他看来对他下一步的政治仕途具有重要分量的山东大学堂时，他所选择的山东大学堂创业团队第一负责人，非唐绍仪莫属。唐绍仪拥有留学和驻外使节经历，与西人谈判交涉经历，涉洋务与新政的相关知识与经验，是当时袁世凯在鲁幕僚中唯一当之无愧的人选。

从袁唐在鲁经历看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的可能性

在我们研究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这一问题时，有的学者提出：虽然袁世凯曾上奏请调唐绍仪，但唐绍仪还承担了其他重要使命，实际在鲁时间不长，不可能（或并未）真正切实地参与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试从袁唐在鲁经历来考察。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年12月6日），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至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1901年11月21日），在完成山东大学堂创办之后离开山东，在山东一年零十一个月。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1900年5月12日），袁世凯上奏《请调荫昌唐绍仪办理交涉事宜折》，奏调唐绍仪来山东协助处理涉外教案赔款事宜：“查有候选知府唐绍仪血气忠诚，才识卓越。……拟并恳恩俯念东省洋务、商务关系紧要，饬将候补知府唐绍仪发往山东，交臣差遣委用，俾资得力，实亦有裨时局。”（光绪朱批：“唐绍仪著准其调往差委。”）唐绍仪到任以后，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外交才能，妥善处理棘手的教案事项。袁世凯对此高度评价：“依次琢磨，逐渐清理”“数年积案，一旦廓清，士民交口称快。”

当袁世凯接到清廷于11月7日任其为直隶总督的谕旨，就于11月13日上奏《道员唐绍仪请交军机处记名简放片》：“三品衔候选道唐绍仪，上年经臣奏调来东，委办交涉事务。……拟恳破格恩施，俯准将唐绍仪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名简放，藉资鼓励。”

7天后，又于启程离济前一天（11月20日）上奏《请调唐绍仪佐理北洋事务片》：“前经臣奏调来东之道员唐绍仪……到东后委办洋务、商务各局，均极得力。该道素为洋人所敬服，而于北洋情形尤为稔悉，相应吁恳天恩，俯准臣将该唐绍仪调随北上，以资差遣，而收臂助。”（以上两奏，光绪均朱批：“著照所请”）第二天，唐绍仪随袁世凯离济北上。

综上可知，唐绍仪被袁世凯奏调来鲁任职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唐绍仪也有充分的在鲁时间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虽不知具体详情，但唐绍仪在自1901年春季启动谋划，6月“暂以中辍”，9月重启实施的山东大学堂筹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唐绍仪被袁世凯任命为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总理学堂一切应办事件”，直至当年九月（不早于公历10月12日），由周学熙接任总办。

周学熙是继唐绍仪之后的山东大学堂第二任总办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号止菴，安徽至德人，近代实业家，是晚清名臣周馥之子。周学熙年轻时科举不第，放弃功名，投身工矿事业，展露实业、财经和洋务能力。1901年周学熙在“顺直善后赈捐第一次案内报捐”分发山东试用，从此成为袁世凯重要幕僚。

周学熙加入袁世凯幕僚团队之后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担任山东大学堂总办。《山东大学百年史》所依据的主要是周学熙1932年始撰的《自叙年谱》。

据周学熙《自叙年谱》1901年的记载：“九月到济南，时山东巡抚为项城袁宫保世凯，札委总办山东大学堂。……余奉命后，订章程，聘教习。”据此及其他史料，我们所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是，至1901年11月正式开学（终至1902年5月），山东大学堂的“总办”的确是周学熙。

令人遗憾的是，在周学熙这段文字之前的行程记录，时间精确到日：“八月初十领照，十六日禀销淮阳捐局差使，十七日启程”，而我们最关心的“到济南”时间，却忽略了具体的日期，只是笼统地说“九月到济南”。

周学熙未明言其“九月”的哪一天抵达济南，我们且作如下推算：即使按最早的九月初一日（10月12日）算，距九月二十四日（11月4日）袁世凯上奏《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也只有24天。周学熙以“总办”身份主持（参与）的山东大学堂筹办工作，实际上已经是接近尾声。也就是说，周学熙参与“订章程，聘教习”的时间只有20天左右。这其实可从反方向进行如下推测：袁世凯在《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中所谓1901年年初就开始的“一面访订教习，筹商规制”，且已“甫有头绪”的山东大学堂筹办工作，在周学熙“九月到济南”之前，一定有一个“总办”在主持。此人非唐绍仪莫属！

袁世凯之所以“札委”周学熙“总办山东大学堂”，当是由于山东大学堂筹办后期，筹备工作愈加繁重，而唐绍仪因另行担负洋务、通商等多项重任难以兼顾，遂改任刚刚来到济南、亦有洋务经验的周学熙接任总办，接续完成山东大学堂筹办工作，并实现1901年11月的正式开学。次年5月，周学熙在任山东大学堂总办半年之后，因其父周馥任山东巡抚，按照清朝官场避亲惯例而去职。周学熙离职后，方燕年接任第三任总办。1904年1月，朝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1904年年底，山东大学堂改名山东高等学堂，总办改称监督；民国元年（1912年），山东高等学堂改名山东高等学校，监督改称校长。

从语言逻辑上说，周学熙《自叙年谱》之所谓“总办”，并不意味着就是“首任总办”，只是意味着山东大学堂开办前大约一个月的筹办后期和正式开学时，周学熙任山东大学堂总办。而这一历史事实，并不能成为否认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的证据。

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的文献史料

我们重新回到1981年发现的山东大学堂史料。究竟是怎样的史料，使山东大学确立1901年创办的山东大学堂是办学起点，以及唐绍仪是第一任校长？

1981年史料发现人史若平回忆：1981年初秋，在山东省图书馆偶然发现一本无图书编号、灰色封面的铅印本《山东高等学校建置沿革纪略》（以下简称《纪略》），明确记录了从山东大学堂到山东高等学校的历史沿革、师生名册等。由此，山东大学才确认1901年的办学起点。史若平当时先是手抄了该书主要内容，但在后来带人专程去省图打算摄像复制时，却再也找不到该书了。（《山大建校“百年”的由来》，《山东大学报》第1426期）

2025年5月21日，在史若平以为这本书“失踪”了45年之后，笔者在山东省图书馆古籍部又见到了它！让我们一起来近距离感受一下，这本曾证明了山东大学办学起点的珍贵文献（见图）。

《山东高等学校同学录》封面 

《山东高等学校同学录》内页

先看封面外观。书脊下方有一蓝二红重叠的图书编码条，藏书编码为335.1302/4424。尺寸为26×15.5×约0.5cm。原封面、封底缺失，现前后封皮是后补的一张完整的深褐色牛皮纸。封面上半部书名位置，先是以蓝黑墨水钢笔手写“山东高等学校建置沿革纪略”，后以浅蓝墨水直线将“建置沿革纪略”6字划去，在其上部添写“同学录”3字，书名下有“1913年”。

从前后笔迹修改褪色程度判断，这是山东省图书馆相隔多年在古籍整理时的调整。也就是说，从1981年史若平发现该书直到现在，45年来学校一直称之为《纪略》的这本书，书名实为《山东高等学校同学录》（以下简称《同学录》）。

这本书实为石版印刷，而非铅印。经历了112年的岁月洗礼，黄褐色的书页遍布醒目的水浸痕迹，前部分尤甚，纸质脆裂，边角残损，不堪触碰。翻开封面之后的第一面版心上部，有“序”字，可见《纪略》一文实为该书的“序”，这也是该书书名变化的依据。检看全书，实为残本，前后均有缺页。内文页面有单线版框，无界行线。从版心位置标记的页码来看，目前的第一页实为第三页，缺失的原书第一、二页可能是扉页及目录。现有的是第三页到第五十页及无页码标记的半页单面“补录”，共97面。从第五十页有“永定黄经藻跋”来看，原书共有50页100面，“补录”页数量未知。

1913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定新章”（癸丑学制），根据教育体制调整规定，山东高等学校于1913年6月被撤销。因两个正科班不便转校，经批准于1914年7月两个正科班毕业后正式停办，师生转入济南的六所公立专门学校。

山东高等学校在1913年组织编撰了《同学录》一书，其序文《山东高等学校建置沿革纪略》实际上具有学校历史总结的意义。《同学录》引言称，“自前清光绪二十七年起至民国二年止，管理员、职员、教员及学生，凡著名卷册者，依年份先后为次序，悉行登载。其无可稽考者，姑从阙略”。引言之后首列“管理员职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唐绍仪。姓名：唐绍仪；字：少川；籍贯：广东香山；职务：总办；到校年份：光绪二十七年。其后是周学熙、方燕年、陈恩焘等自山东大学堂起、至山东高等学校为止的总办、监督、校长共计13人（“补录”页有第14任校长孔祥柯）。

从《同学录》的引言中“凡著名卷册者”一语可知，该《同学录》是以学校有关档案“卷册”为依据的，唐绍仪“著名”之“卷册”当是其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的最原始文献记录。我们期待着这份原始文献以及更多相关文献史料的问世。

综上，1913年由山东高等学校官方组织编撰的《同学录》一书所记载信息具有很高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我们完全可以确认唐绍仪是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

1901年，在山东大学堂创办时制定的《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以下简称《试办章程》）中就提出了“首贵崇实”的办学理念。崇实求真，尊重历史，是山东大学一贯坚持的精神品格。2021年在建校120周年校庆前，山东大学建设了新的校史馆，在校史馆展陈中突出介绍了唐绍仪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的历史史实，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

作为山东大学堂创办时期的首任总办，唐绍仪与周学熙前后相继，偕同赫士、李于锴等同仁，成功创办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京外官办大学，开地方兴办新式大学堂风气之先，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历史潮流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大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史永志，档案馆、校史办原馆长、主任；郑毅，档案馆、校史办助理馆员）

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5年第8期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