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2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一周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创建一所高等学府，命名为山东大学，因其同名于南京国民政府在青岛开办的国立山东大学，而被俗称为“临沂山东大学”。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临沂山东大学先后在临沂城关经文书院、莒南县汀水镇、日照坪上镇和两城镇、海阳县徽村、阳信县钦风镇等七地辗转办学，并随着1948年4月潍县解放而集中于潍县与华中建设大学合并组建为华东大学。

解放战争初期的一份资料显示，当时解放区办学规模在千人左右的大学共计四所，分别是张家口之华北大学、邢台之北方大学、临沂之山东大学和淮阴之华中建设大学。其中，北方大学与华北大学后来合并为中国人民大学，而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则在合并组建华东大学后，又于1951年春迁至青岛与国立山东大学合并组建新山大，由此融入一体多源的山东大学百廿校史。临沂山东大学的名谓尽管消失于历史烟云，然而其历史、文化、精神历经80年的风雨洗礼，已然融入今时山东大学的校脉、文脉与学脉，注入灵魂、化为精神，一道塑造了山东大学的气质与风骨，共同浇筑了山东大学红色基因的底色与本色。

夺取中国高等教育主导权的先行先试

抗战胜利之后，中国社会围绕着未来如何建设国家问题，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在教育领域亦是如此。中共之所以在抗战甫一胜利即组建山东大学，除了培养革命建设所需人才，主要还是出于对山东地区高等教育权的争夺。

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学按照性质大致分为公立大学（主要是国立和省立）、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在抗战爆发前，山东省内仅有两所本科大学，分别是坐落在青岛的国立山东大学与驻扎济南的教会所属齐鲁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疏散到四川成都办学，并于1945年10月回迁济南顺利复校。而国立山东大学则在1938年春转迁四川万县后“暂行停办”。抗战胜利后，流散在外的师友强烈要求尽快将学校复员，然而国民政府忙于“劫收”和准备内战，对于山大师生这一呼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显然，彼时在国立山东大学复校青岛之前，中共便在山东地区组建最高学府，并命名为山东大学，事实上隐含着对山东地区高等教育权的争夺。1946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山东大学经近半年时间筹备在临沂经文学校旧址开学。就在20天后，在散落全国各地的国立山东大学校友和教育界知名人士的多番舆论压力之下，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同意恢复国立山东大学建制，并委任赵太侔为学校代理校长，着手筹备在青岛复校事宜。1946年10月25日，国立山东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暨复校大会，与会的500余名师生还在校内广场集体合影留念，为跨越百廿的山大历史留下了宝贵的瞬间。

此时，在山东地区，已有两所同名为山东大学的高校：一所源于1901年的山东大学堂，经山东高等学堂、山东高等学校等重要历史发展阶段，1926年发展成为省立山东大学，1928年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一道被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系全国最高学术及教育管理机构，后恢复旧名教育部）纳入国立化大学进程，并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在全国13所国立大学中综合实力位居第八，文科名流荟萃，理科人才济济，“海洋学科远东第一”“生物学科全国最好”；另一所可谓是白手起家，师资多为解放区行政干部兼任，学校规模不大、设备不足、课程不全、校舍简陋，虽冠以“大学”之名，实际上性质类属“军政大学”，主要培养军事和政工人才。

刚刚开办十月余的临沂山东大学，如何做到名实相符，并与一所已有四十余年办学历史的同名高校开展学术竞争、招徕优秀青年，不仅事涉两所高校的发展，更是对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未来映征。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山东作为我党最早的解放区之一，在这里办好高等教育也能为全国其他区域提供发展路径和制度样板。1945年9月中旬，在罗荣桓指挥部署下，中国共产党军队经近一个月的战斗解放了临沂城，随后大批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机关移驻临沂办公，有“华东小延安”之称的临沂也一举成为华东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此时建设发展临沂山东大学，显然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在高等教育上如何扎根发芽的实践垂范，并可为全国其他待解放区域提供办学经验。正如时任新四军军长陈毅在临沂山东大学开校大会时所讲，只要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前途是光明且无可限量的。

养育“新民主教育之花”

虽然名义上冠以大学之名，但临沂山东大学实际上存有多种问题。当时山东省的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公立高中的数量极少，多数高中或是教会学校或是私塾性质，封建教育占据优势。为此，临沂山东大学在开办之初，主要招收预科，以为本科阶段培养生源。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也往往因陋就简，缺少系统规划。临沂山东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王海这样回忆当初到校报到时的第一印象：“这里没有幽静的校园、像样的教室，更没有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荒园，几栋破屋。”

为实现大学之实，又彰显方向光明与道路正确，1946年4月初，山东省人民政府商请苏皖边区政府对临沂山东大学给予师资支援，中共中央华中局据此决定将其属地华中建设大学的一批干部、教师和学生调配给临沂山东大学。4月5日，华中局宣传部长兼华中建设大学校长的彭康带领400余名师生从淮阴迁来与临沂山东大学合并，仍称名为山东大学。两校的初步合并，既促进了此时临沂山东大学领导机构和师资力量的增强，也为1948年春合并组建为华东大学打下了坚实的组织与人事基础。

临沂山东大学根据革命任务所需，更结合师资人员的学科素养，对系科建制予以完善。此时，学校共设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四系和数学、历史两个教学组。全校师生人数约1600人，内有学生1400余人。有了合适且充足的生源，学校分为专科、预科、本科授课，其中本科生726人、预科生362人、专科生322人。

得到华中建设大学的鼎力支持，临沂山东大学的师资阵容可谓齐整。李澄之、彭康、薛暮桥、田佩之、朱达章、白备伍、钱俊瑞、张凌青、杨希文、孙陶林、陈沂、刘力行、孙克定、王众音、仲星帆、方璋、姚耐、丁梦荪、尚钺、宋之的等人在学校不同发展阶段或兼任学校行政职务或担纲教师之职。而且，大部分师资人员还来自山东解放区党政军领导系统，如薛暮桥为省政府秘书长、钱俊瑞为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张凌青为省文协会长、杨希文为省教育厅厅长、白备伍为卫生总局局长。

这些山东省政府和军区的主要领导尽管是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授课，然而也推动了学校重视理论学习、强调实学实用的教学风范之形成。在临沂山东大学成立之前，山东地区甚至是全中国学校的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多是抄袭国外或实施法西斯奴化教育，所学非所用导致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相当普遍。在这批富有实战经验且是理论先锋的党政军系统的教师带领下，临沂山东大学改革教学内容，以实践引领实学实用。学校既系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也根据山东解放区的工作所需进行知识传授，呈现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的教学特色。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克服过去教学中学生的流动现象与教育工作中的游击主义，另一方面更要预防正规化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力争做到学而有用。在这样的知识体系之下，既能培养革命青年，更能造就解放区所需的各类建设人才。

临沂山东大学施行供给制，对学生在校期间的生活标准按照干部标准配给。学校一律不收学杂费，免费供给饭食文具，被服用品亦根据需要随时补充。这种供给制的实施，表面上是为了解决贫苦子弟的就学困难，然而主要是为了让这些同学及其家人不仅从政治与经济上翻身，还要从文化和教育上翻身。当然，更是为了培养群众的先锋，使他们学成之后走到社会，成为发动群众、组织领导群众的骨干力量。

较之旧教育体制，临沂山东大学招生对象面向所有群众，并实现男女教育机会均等。学生中既有后来成为空军司令员的王海，有后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有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的丁伟志，有后来参演《李双双》《北国江南》《白求恩大夫》《巴山夜雨》等电影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仲星火，也有唯一一个从 20世纪 50年代到80年代的女性导演董克娜。《大众日报》在1946年曾调查临沂山东大学的学籍情况，发现学生除了来自山东本省，还来自东北、河北、浙江、山西、重庆、南京、上海等“十五六省及各大都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出身于地主、中小资本家及小市民之家”。

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曾刊载一篇名为《新民主教育之花：解放区四大学》的文章，将张家口之华北大学、邢台之北方大学、临沂之山东大学和淮阴之华中建设大学并称为“新民主教育之花”。虽然临沂山东大学自1945年8月筹办到 1947年 10月暂行停办，前后运行仅有2年多的时间，但从历史贡献和后续影响来看，其无愧于“新民主教育之花”的赞誉。时任临沂山东大学教育系系主任的杨希文还曾这样讲，“我们的大学办在山东解放区3000万人民中间，办在中国，办在整个世界上。”这样的一番话语，除了给师生打气鼓劲之外，还朴素地表达出临沂山东大学“厚植齐鲁、服务国家”“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办学指向与宏伟蓝图。

为国家建设提供“宝贵的模型”

临沂山东大学因抗日战争胜利而生，也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进而应时发展。1945年8月22日，解放区的山东人民政府决定在临沂成立山东大学，作为“山东解放区培养与提高各项建设人才的最高教育机关”。1945年10月25日，中共华东中央局在临沂成立，原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担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待到1947年初，华中地区机关因战火北迁，原新四军和华中分局的领导人相继集中到山东地区，华东局自此统辖山东、华中两大战略区的党政军工，其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其实，常驻山东的华东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负责统筹山东、江苏、安徽、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关键重要省份的解放工作，其战略地位十分突出、自不待言。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社会环境下要应对、弱化和消减国民党的强大压力，并加强中共在华东地区的组织和领导力量，华东局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是军事和政治对抗，还有着教育和文化层面的各种挑战。这是因为解放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对抗，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临沂山东大学自1945年8月筹建，到1948年4月奉命改建为华东大学，名谓的转换在折射局势遽然之变的同时，还彰显出学校在转折时期必须要担负的历史责任。

毋庸讳言，临沂山东大学建校之初是培养军事、政治及行政工作人员，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尤其是解放区面积的扩大，学校逐步计划增加自然科学教育，以便造就工业、农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我们要把青年培养成许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人材，去为人民大众服务”。学校设立政治系，以培养行政、司法人才为目的，设立经济系以培养组织与指导农林、合作、会计各项人材，设立文教系则是旨在培养教育行政、中学师资及群众文艺工作者。

根据解放区的革命形势，学期也有所伸缩，尤其是合作、会计、文化、邮政四类训练班更是在2至6个月就能送走一期学员。学员毕业后，大部分即外出工作，参加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工作。在战火的硝烟弥漫之中，临沂山东大学师生随时换上戎装，时刻服从组织派遣，毅然走向战争前线。1946年10月，国民党反攻山东解放区，临沂山东大学相继抽调政治觉悟较高的本科学生252人、预科学生76人支援前线工作。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前夕，临沂山东大学又将预科学生全部、本科学生大部提前结业，支援战争。1947年10月，国民党纠集残余力量向胶东和渤海解放区发动进攻，临沂山东大学将所有学生派往前线支援战争。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大中城市解放数量的增多，临沂山东大学等红色基因学府，更是吸收大量知识青年，对之开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以期为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培养各领域的建设干部。可以说，临沂山东大学等高等教育的开办及其发展，不但是为了当时改造旧中国的需要，也为了明天建设新中国事业的需要。而且，更富意义之处在于，临沂山东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建设华东乃至全国，还要把建设新型人民大学的各种经验推广全国，成为“建设新中国大学教育的中坚”。正如时论所指出的那样，解放区给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模型”，而解放区的大学教育无疑是其中辉煌的一个。

从后面的历史进程来看，实际上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临沂山东大学的师生在社会治理、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领域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53年组织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彭康，在西迁途中不免想起7年前率领华中建设大学北进临沂，与临沂山东大学合作办学的那段历史；在抗美援朝战役中击落9架美国战机的王海，恐怕也会时时想起自己从临沂山东大学被选拔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的那段经历；被誉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者”“市场经济拓荒者”的薛暮桥，在晚年时分也会想起“常常抽空去讲课”的临沂山东大学；在上海这片热土大展改革宏图的芮杏文脑海中想必也会不时浮现自己在临沂山东大学政治系求学的青春时光。

从临沂到济南：历史流转与文化传承

1948年4月27日，解放军攻克了鲁中重镇潍县城，至此山东省内除济南、青岛等几个孤立据点之外，各个解放区几近连成一片。为了适应开辟华东新解放区工作的人才需要，中共华东局决定在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的基础上组建华东大学。1948年9月济南战役结束之后，华东大学又迁入济南办学，借用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的校舍，仅设立了一些文科系所，师资设备也多有不足。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华东大学不得不向正规化大学过渡，但是存在着不少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

鉴于上述情况，1950年9月2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致电政务院并转中央教育部，请示山大华大合校问题。教育部接到电文后，迅即研究并给出意见。11月15日，省府给华东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同时发电：“经中央教育部批准，华东大学迁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办理，仍用山东大学名称”。华东大学接到指示后，举校于12月8日迁往青岛，一面进行教学，一面商洽合校事宜。

又经近4个月往复磋商，“撤销华东大学建制，国立山东大学去掉‘国立’二字。合校后称山东大学”，并在3月19日举行合校成功大会。会上，山东大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华岗作了《合校方案和山大前途》的报告，指出“合校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教育队伍的胜利会师，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至此，山东大学下设文、理、工、农、医等5院18系，另建有历史语文和物理海洋两个研究所，不仅规模上达到历史之最，而且也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学科门类齐全的几所综合性大学之一。

临沂山东大学经华东大学与国立山东大学组建新山东大学，不仅是历史的流转，更是文化的传承。1946年，临沂山东大学文艺系青年教师王杰曾写了一首“山大颂歌”，后被误传为“山大校歌”，里面有词云“我们要做革命的先锋队，为人民事业，为祖国建设，贡献出我们的一生。山大，年青的母亲、革命的母亲，祝福你永远的年青、永远的年青！”16年后，山东大学校长成仿吾作词的山东大学校歌则内有：“奋斗啊，奋斗啊，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啊，奋斗啊，为了人类解放事业！我们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革命的先锋队”到“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变的只是时代的任务、国家的重托和民族的期望，而始终不变的是坚守“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不变的是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和路径，始终不变的是锻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育人模式。可以说，临沂山东大学虽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它的历史与文化、精神与基因历经80年的栉风沐雨，在如今的山东大学身上依然是荧荧之光，灼灼其华。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在继往开来的新时代新征程，山东大学积极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完善服务国家战略布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校地双向奔赴，共谋融合发展，在服务国家的过程中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程。

（作者系山东大学校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副院长）

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4年第7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