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设学大纲
泺源书院院址图示（道光《济南府志》）
《山东高等学校建置沿革纪略》
唐绍仪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人，是清朝第三批留美幼童，1874年留学美国，1881年回国，1882年12月赴朝鲜海关任职。1884年12月，袁世凯与唐绍仪相识，对唐绍仪的留学经历、学识能力以及在应对朝鲜政变中的“临危不惧，忠诚勇武”十分欣赏。当他被清廷任命为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时，就让唐绍仪做了自己的西文翻译兼随办洋务委员，实际上的副手。从此，两人结下深厚友谊和长期合作。袁世凯赴任山东巡抚后，就向清廷奏调唐绍仪来山东协助处理涉外教案赔款事宜，后任交涉局总办兼商务局总办，负责外交和商务:“查有候选知府唐绍仪血气忠诚，才识卓越。曩在朝鲜,随臣办理交涉商务，十数年中，深资臂助。”虽不知具体详情，但唐绍仪在自1901年春季启动谋划，6月“暂以中辍”，9月重启实施的山东大学堂筹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所以被袁世凯任命为山东大学堂首任总办，直至当年阴历九月（不早于公历10月12日，理由如下文），由周学熙接任总办。袁世凯接调离谕令后，奏请“将该道唐绍仪调随北上”。第二天，唐绍仪随袁世凯离济北上，后来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总统袁世凯任命为民国首任总理。
周学熙
周学熙(1866-1947),字缉之，安徽至德人，近代实业家，是晚清名臣周馥四子。年轻时科举不第，放弃功名，投身工矿事业，展露实业、财经和洋务能力。1901年在“顺直善后赈捐第一次案内报捐”分发山东试用，从此成为袁世凯重要幕僚。由于唐绍仪另行担负朝廷外交交涉方面重任，山东大学堂筹备工作后期难以兼顾，袁世凯遂任命刚刚来到济南、精通洋务的周学熙接任总办。据周学熙《自叙年谱》记载：“九月到济南，时山东巡抚为项城袁宫保世凯，札委总办山东大学堂”，“余奉命后订章程，聘教习”。此处周学熙并未明言其“九月”的哪一天抵达济南，即使按九月初一（10月12日）算，其以“总办”身份主持的山东大学堂筹办工作，已经是接近尾声了（距袁世凯11月4日上呈《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仅24天）。次年（1902年）5月周学熙因其父周馥来任山东巡抚，按照清朝官场惯例而去职，方燕年接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总办。其后根据《奏定学堂章程》，不再设总办，校长一职改称监督。而周学熙也曾在民国时两任总统袁世凯的财政部长，被誉为“中华第一流理财家”。
赫士
赫士（WatsonMcmillenHayes，1857-1944），[美]宾夕法尼亚州默瑟县人。1882年11月赫士来到蓬莱时，恰巧与刚刚远赴朝鲜的袁世凯擦肩而过。从1883年起，赫士在登州文会馆任教，并于1895年接任第二任馆主。但袁世凯再至山东任巡抚后，通过狄考文的介绍，对赫士的学识品格多有了解。袁世凯在给光绪的奏折中极力推荐：“该洋人品行端正，学术淹通，曾在登州办理文会馆多年，物望素孚，实足以胜任愉快。”当时登州文会馆因义和团运动以及教会内部纷争等原因暂时停办，正计划迁往潍县与广德书院合并，处于办学空窗期。赫士应袁世凯邀请，率领文会馆教习张丰年（化学）、刘永锡（化学）、王锡恩（天算物理）、仲伟仪（汉学）、罗绳引（汉学）等，并挑选文会馆部分毕业生、肄业生，还有美籍教习4人共20余人，前往济南参与山东大学堂的创办和开校后的教学工作。赫士本人受命担任山东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在《山东高等学校建置沿革纪略》中称为“教务长”）。鉴于赫士在筹办山东大学堂过程中的巨大贡献，朝廷特赐予袍服一件。由于唐绍仪、李于锴均早早离校，周学熙接任总办时间不长，自始至终参与筹备的赫士成为开校初期学校实际事务管理人。譬如，山东大学堂开校后，新任山东巡抚张人骏受当时在山东享有特权的德国领事馆委托，曾推荐一名德国人任职教习，被赫士明确拒绝。直至赫士于1902年下半年因大学堂祭拜孔子之争辞职离校，该德国人才得以入职。
李于锴
李于锴（1863-1923），字叔坚，甘肃武威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公车上书”发起人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于翰林院散馆出任蓬莱知县。因在义和团事上处置妥当，李于锴被袁世凯赏识。据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载：“袁世凯奏敬举贤能吁肯擢用一折。……蓬莱县知县李于锴，据该抚声称才猷迈众，政绩卓著，最为出色之员。”袁世凯将李于锴调来济南参与山东大学堂筹建事宜。登州文会馆在蓬莱办学40年，截至李于锴共历24任知县，其不断发展壮大与办学成功，离不开历届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当时中国最早和最好的大学——登州文会馆属地行政长官，李于锴对新式大学运作管理的了解，显然是其他地方官员所不能比的。李于锴与赫士，一个是蓬莱地方行政长官，一个是建于蓬莱的当时中国最好大学校长，双方在“政教（育）合作”上各有所得。二人本就相谐，此次携手先后配合唐绍仪、周学熙，同舟共济更为默契，共同促成了大学堂具体的筹备工作顺利进行。李于锴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堂首任监督（《山东高等学校建置沿革纪略》中称为“庶务长”），其后在得知袁世凯即将调离时，以母病为由辞职回乡，不久复任蓬莱知县，后曾创办蓬莱学堂。
国画《为国育贤》作者：房静
在袁世凯领导下，唐绍仪、周学熙、赫士、李于锴，组成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最牛创业组合——山东大学堂筹备团队。唐绍仪主行政交涉，周学熙主财政经济，赫士主教育教学，李于锴主事务管理。他们直接参照登州文会馆办学理念、学制管理、教学计划、运作模式，采用文会馆课本、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参照文会馆办学经费开支编制预算，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拟定章程、选用教师、校舍安置、设备调配、招生录取等巨量繁杂的筹办工作。
在铁保为泺源书院题写“为国育贤”97年之后，袁世凯亲自主持创办的一所新式大学就在泺源书院旧址诞生了。泺源书院讲堂门楣上的“为国育贤”匾额，迎来了山东大学堂首批100多名新生。由于之前（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因义和团运动停办，此时的山东大学堂成为中国国内唯一的官办现代大学。
1904年，山东大学堂在省城西南圩子门外杆石桥购地建设新校舍，年底迁入（现山东实验中学本校校园）。此后，山东大学历经山东高等学堂、山东高等学校、六所公立专门学校、省立山东大学、国立青岛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山东大学等不同的历史时期。虽校名或体制有变化，但其精神文化中以“为国育贤”为根本的家国情怀从未改变。1901年山东大学堂《试办章程》：“公家设立学堂，是为天下储人才，非为诸生谋进取；诸生来堂肄业，是为国家图富强，非为一己利身家。”这样鲜明的办学宗旨，正是对“为国育贤”的精准诠释和传承。之后不同时期仍然如此，简列如下。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设学大纲》：“本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地方需要为宗旨。”1930-1938年《国立青岛大学组织规程》《国立山东大学组织规程》：“以提高民族文化、研究高深学术、养成健全品格及专门人才为宗旨。”抗战胜利复校后《国立山东大学组织规程》：“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目的。”1951年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并后《山东大学暂行规程》：“本校宗旨为：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2014年制定、2023年修订并经教育部批准的《山东大学章程》：“山东大学以‘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为办学宗旨，以‘学无止境，气有浩然’为校训，弘扬‘崇实求新’的校风，践行‘为国育贤’的理念，追求卓越，只争朝夕，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山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发展道路，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贡献。”
从校史溯源的角度考察，从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到1981年，在长达50年的时间内，学校一直把省立山东大学作为学校的起点。如国立青岛大学1931年出版的《国立青岛大学一览》开篇《校史概要》就是从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成立说起。直到1981年发现山东大学堂的史料，山东大学才确立1901年的办学起点。2001年在山东大学百年校庆之前，从台北故宫博物院复制回来了袁世凯《遵旨改设学堂酌拟试办章程折》。虽然这已经是山东大学历史起点的最权威官方文献，但校史研究者们还是希望能找到更丰富、更直观的历史文献，譬如，有没有开校初期的真实照片记录？
2009年这一愿望突然实现了！为我们留下这张珍贵历史照片的，是一位登州文会馆毕业生，也是山东大学堂创办时的第一批教师。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4年第22期第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