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齐鲁大学的源头——登州文会馆创立160年。一个半世纪以来，以蓬莱的登州文会馆到潍县的广文学堂，再到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齐鲁大学一路走来，历经坎坷，迎来地覆天翻的巨变。
齐鲁大学这座中国最早、最具特色的近代高等学府，起步于我国由中世纪步入近代社会激烈转型的历史阶段，见证了清代末期的衰败与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之乱、辛亥革命，以及建立共和政体、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历史大事。也曾因躲避战乱两次大搬迁，历尽千辛万苦。
回顾这座中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其丰硕成果和深远影响，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油然而生。笔者曾几次参与主编《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志》，参编《山东医科大学史志》和《山东大学百年史》等志书，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的辉煌业绩，在脑海中愈发明朗。笔者认为，很有必要一一列出，以“泽被后人”。登州文会馆——齐鲁大学，作出了许多重要历史贡献，影响深远，值得我们关注和深入研讨，并将永载史册。
1
登州文会馆建校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
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在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总序》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教会大学曾经是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先驱。到1882年至少有一所教会学校已经具有高等教育性质。”他指的正是齐鲁大学的源头——登州文会馆。无论是小学、中学或大学的创建进程，文会馆的创始人、第一代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教育学家狄考文博士都在教育体制、机构设置、教育计划、课程安排、教学方法，乃至规章制度、提供教材范本诸方面，直接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了具体合理的调整和补充，做了长期可贵的探索。
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为中国高等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导向作用。登州文会馆为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01年的山东大学堂，以及全国各省新式大学堂的创建奠立了教育体制、师资、教材基础，加速了沿袭1300多年封建科举制度的废除，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走入现代高等教育大潮，推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据资料显示：1898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被清廷聘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初期的西学教习中只有一名不是文会馆毕业的。丁韪良又聘请刘永锡、仲伟仪等12位登州文会馆毕业生担任数理化等科西学教习。在京师大学堂开办前一年，即1897年春，狄考文曾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和文会馆教习联名上书清廷，拟请创设全国总学堂条陈，这对清廷开办京师大学堂起到推动作用。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创办中国第一所省级大学堂，敦请登州文会馆狄考文、赫士二位博士协助，并参考文会馆办学40年的办法、条规、课程及需用经费四项成熟经验，写成了《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奏报朝廷。当年九月，文会馆第二任校长赫士亲自挂帅，率领文会馆19名中国教习和赫士的夫人赫美吉、狄考文的妻妹富知弥等四名美籍教习共24人来到省城，住在聂会东办的华美医校，历时仅月余，便在济南泺源书院正式开学。随后，慈禧谕令全国各省“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于是各地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经验，争聘文会馆毕业生为教习，一时间文会馆毕业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育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当时除贵州外，全国各省的综合大学堂和各地的格致院、武备、师范、法政、农业等专业学堂，以及中、小学堂，共200多所学校来聘。因各省所需师资太多，连文会馆肄业生也被聘去。
因此说，中国新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从登州文会馆开始的。可以说山东大学堂是文会馆的延续和发展，全国各地学堂也与文会馆有源流关系。这是齐鲁大学的一大历史功绩。
特别指出的是，狄考文、赫士和许多海外传教士一样，到中国后接触到广大农村基层民众的“贫病愚私”等落后状况，投入到办现代教育之中，并为之献出一生。狄考文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和妻妹招来中国，共同从事这一伟业。
2
狄考文与其同事们，不但开设了自然科学的数理化、生物、生理、天文、地理、地质，以及社会科学的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现代科学课程，而且狄考文亲自训练工人，引进并制作出大量精美适用的仪器设备，开办了蒸汽和电力工厂，建起制造所工作间，为课堂教学提供了功能完善的实验室。实验室连同电机房、天文台和印刷厂，被认为是齐鲁大学四大设备，在登州文会馆中已经齐全。此外，狄考文还为当地的工厂、手工业作坊免费提供技术和设备支持，社会影响良好。
袁世凯早年随吴长庆将军驻防登州府期间，与文会馆是近邻，其清军修械等诸多高造诣的技师，都是从文会馆训练出来的。袁世凯也参观过文会馆的当时堪称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先进教学仪器设备，并与狄考文、赫士过往甚密。这也是后来袁世凯邀请登州文会馆协助创建山东大学堂的重要原因。
从当年文会馆毕业文凭上可以看出，必修课程有格物测算、化学辨质、天文学、地石学、地势学、格物学、测量学等多门课程。为讲授这些现代科学课程，观天测地必须有适用的仪器，况且声、光、力、热、电、磁及化学等科，都离不开实验仪器。如无教学仪器，学生就难以明白其原理。因为没有足够资金购置这许多仪器，狄考文便决心自己制造。他借回国休假的机会，除了筹款，便到先进的大制造厂参观学习，技术日益精进，并培养了数名学生，在学校设立教学仪器制造所。学校后期所用的教学仪器，大都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不但满足了学校自用，而且全国各地学校都有来定制的。狄考文重点培养学生丁立璜，帮助他在省城济南府创办了山东理化器械制造厂，专门生产教学仪器供应全国学校。生产的教学仪器物美价廉，在南洋劝业会展览上获奖。
同时，在山东的济南、周村、潍县、青岛市郊等处，纺织、面粉、钢铁机具、西药制造等新式民族工商业兴起，有些创办者与经营者为文会馆、广文学堂和齐鲁大学的早期毕业生，所以登州文会馆与生产技术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模式，有助于山东经济方面，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
3
登州文会馆培养了近3000名各类学科的高徒——高级专业人才，展示了极具实力的师资阵容。
齐鲁大学从文会馆创始人狄考文算起，有代表性的还有赫士、柏尔根、武成献、聂会东、巴慕德、于复新、刘世传、林济青、孔祥熙、张伯苓、吴克明、舒舍予、明义士、陈耀真，国学大师顾颉刚、钱穆、胡厚宣、杨向奎、严耕望，以及被梁启超仰慕的墨学大家栾调甫等，他们各有令学界盛赞的功绩。
从齐鲁大学毕业的高徒们，有不少已超越前人成就，创下了各自的业绩。代表的诸如：无产阶级革命先烈刘谦初，抗日战争奔赴延安“为革命服务”的红色医学博士侯健存、魏一斋、金茂岳，在父母支持下同妹妹参加八路军、齐鲁医学院女杰韩豁等，都为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
齐鲁大学素来以医学最为著名，素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之誉，因而医学各科毕业生成为国内外知名专家者众多，如尤家骏、冯兰洲、樊培禄、叶衍庆、赵常林、伍正谊、王慰曾、高学勤、兰锡纯、赵士杰、温祥来、郭德隆、毕金钊、李宝爱、孙鸿泉、曹献廷、王培仁、王训颎、刘福龄、孙桂毓、田珍、萧珙、米嘉祥、张孝中、仝献昶、王天铎、丁声玲等。著名的基础医学专家侯宝璋、李缵文、张汇泉、王永贵、叶鹿鸣、秦西灿、薛愚、刘遵宪等；著名历史学家张维华、安作璋；著名的天文数学家王锡恩、苗永瑞；发现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全国知名的生化制药专家张天民、徐均望，制造出抗疟新药青蒿素的专家魏振兴，著名的环境保护专家汪云琇，培养出世界女子跳高冠军的全国三铁冠军李秉诚等，这些精英们无一不在齐鲁大学功勋录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4
素以校风朴实著称的齐鲁大学，办学方向独树一帜，定位在培养如医护人员、药剂师、中小学教师等方面，这在当时是非常不简单的。办学者熟悉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基本国情，具有深邃和长远的眼光。
登州文会馆坚持用汉语进行教学，希望学生能以自己母语进行思考、学习现代知识与思想。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人的科学文化体系，培养出“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谙熟中国文化的人”。坚持汉语教学，这对西学的引进、吸收和应用于基层社会起到了关键作用，造就出中国第一批走上高等学府讲堂的师资队伍。
齐鲁大学编著和翻译各种教材和专著，及时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成果，出版发行《齐鲁医刊》《田家半月刊》，普及科学知识，为农村基层所欢迎；将济南广智院收为齐大的社会教育科，对民众进行广泛而通俗的科普宣传；设立章丘龙山镇乡村服务总站及数个沿胶济铁路的分站，实施农业推广教育的“乡村计划”，并与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梁潄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密切合作，在邹平创建实验卫生区、卫生院、农民合作社，在种子改良、良种推广、乡村教育和卫生建设等方面均有实际效绩，对改变社会基层和农村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做出了艰辛的探索。
据有关资料，该校从1864年到1925年，627名文理科毕业生中在中小学校任教师者占60%；从1890年到1925年的180名医科毕业生中在中小城镇等基层医院任职者占78%，个人开业者仅占12%，彰显了从文会馆到齐鲁大学办学的巨大成功。
5
人类文化的流动与传播，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齐鲁大学的第五大贡献，和其他中国教会大学一样，在于通过学校提供的语言知识、价值观念和外国教职员引进西方的知识，掀起“西学东渐”热潮；同时他们将中国的知识、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翻译介绍到西方，继续充任古已有之的“汉学西渐”信使。他们担任了精神和文化双向交流的使节、媒介，密切了当时闭关自守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文化、社会和政府的伟大变革。作为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在开拓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社会进步事业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我们应充分认识和评价中国社会早期被动对外开放的重大历史意义。
众所周知，齐鲁大学最初由英美教会合作创办，以后有加拿大联合教会的加盟，后来又扩大到爱尔兰、丹麦、挪威等国的人员加入，齐大成了国际学术交流合作的平台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教会学校自然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的先河。为了促进留学，这些教会大学起点高、制度完善、要求严格，办学有声有色，教学质量高。齐大医科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加拿大政府授权多伦多大学授予齐大医学院毕业生医学博士学位，可以直接进入加拿大研究院留学；诸多的奖学金也为文理科毕业生提供不少留学英、美的机会，培养了不少高层次的精英。
齐鲁大学从文会馆时期开始，教授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场所。齐大从1930年起延聘名师、购置大量国学图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举世闻名的哈佛－燕京学社（至今仍是美国的国际汉学研究的一流机构）的支持项目。尤其在抗战时期，齐大国学研究所遍请全国国学大师主持研究，成为当时研究国学且成绩斐然的重镇。同时，齐大联合内迁四川的各所大学，共同成立“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批判精神探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而实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6
齐鲁大学的历史功绩，还有许多。
狄考文博士与1876年文会馆毕业生邹立文，将西方的《笔算数学》翻译成中文出版，行销全国各地，使早已传入中国的阿拉伯数字得以广泛推广使用。
1877年狄考文与美国长老会《万国公报》主编、苏州东吴大学创办人林乐知，发起成立教会学校的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先后翻译大量为教学所用的教科书，为山东和全国的新式学堂广泛采用，“教科书”的名词由此创始。
狄考文倡导学生立会。清廷惧怕群众集会结社，唯恐纠集成党造反，所以严禁学生立会。狄考文认为，学生立会可以交换学识、练习口才、培养道德、建立志趣，因而他不顾清朝禁令，将立会定为必修课程。他又坚持由学生民主讨论、自由选择，不横加干涉。如创办的辩论会即是其中一例，他通过启发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让道理愈辩愈明，建立报效祖国的志向。这是狄考文办学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重要课程。他一直坚持办辩论会，孕育出大批进步青年，在历次革命运动中，进步青年都起到骨干带头作用。
狄考文的夫人邦朱莉亚，不但为文会馆前十年的教育事业操心劳神，而且创作了大量歌曲，编著《乐法启蒙》并教授音乐，是近代最早把西方音乐教育和五线谱引入中国的人。文会馆第二任校长赫士博士，利用上海美华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前身）赠予的印刷机，创办了山东省中文报纸《时报》，并创建了山东乡村邮政业务。他动员文会馆、广文学堂毕业生先后到邮局任职，并由教会给予经济补助，如担任济南邮政总局文案、济南邮政局巡查、干事，武定、潍县、高密、邹平、临淄、广饶、登州、青州、昌邑、胶州及青岛等府县邮政局长。他们不避风险劳顿，安于贫苦生活；甲午海战时，日军炮轰登州，赫士挺身而出，在炮火中乘小舢舨登上日舰，说服了日军停止炮击，保护了文会馆师生及登州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赫士还援引西方星期天休假制度，上书清廷，获得嘉许，终止了自唐朝以来的旬休制（十天一休），得以在休假制度上实现重大改革。
1887年齐鲁大学神学院前身青州培真书院，增设培养小学教师师资的师范科，开中国师范类教育之先河。在1888年山东北部发生的地震、水灾、饥荒和霍乱大流行中，齐鲁大学医科的前身、山东共合医道学堂创建者之一、青州广德医院院长、英籍传教医师武成献博士率众赈灾，防治霍乱有功，受到清廷嘉奖。1916年武成献又因在防治鼠疫病方面的贡献，受到了政府表彰，被授予勋章。
1909年英国罗根女士到达山东省青州府，与武成献共同创办了山东省第一座护士学校——广德医院护校，开始护理专业的教育，培养了大量护理人才；齐鲁大学医院（齐鲁医院）化验室于复新教授，也因早期诊断出传入性鼠疫病，及时防止了疫情在济南的传播。
毕业于母校的齐鲁大学教师吴金鼎博士，发现“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被誉为“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齐鲁大学加拿大籍考古学教授明义士博士，是踏访安阳殷墟中外第一人，收集珍藏甲骨最多。研究成果丰硕，被“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博士称为“甲骨学西方第一人”，其藏品被南京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山东大学博物馆等收藏。
齐鲁医院在历次战乱中的贡献，早已为人熟知。1928年“五三惨案”后，因该院距事发地最近，全院职工和齐大医学院师生，全力抢救被日寇残害的中国军民，齐鲁医院成为临时战地医院。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齐鲁医院把人员和大型医疗诊断器材转移到市立医院，继续为民众服务。1948年9月尤家骏教授将部分住室腾出来，作前线指挥部的电话班驻地，齐鲁医院四层病房楼顶用作山炮阵地，为济南战役的胜利立下功劳。
（作者系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退休教授，现任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员、齐鲁医学史馆顾問。）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4年第7期第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