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6月2日，是青岛市解放71周年。今年10月15日，是山东大学建校119周年。作者谨撰写《青岛解放、军管会接管山东大学始末》一文，以示纪念。
1949年5月下旬，在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王哲的带领下，一支文教口干部队伍来到莱阳郊区的冯格庄村，这里聚集了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大批干部，准备接管青岛。负责接管青岛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地成立，王哲被任命为军管会文教部主任，罗竹风被任命为文教部大学处处长。大家分组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入城守则”和时事政治。大约一周后，接管大军陆续向青岛进发。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当天，罗竹风等大学处同志乘车来到山东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广场，大家刚一下车就被在校的学生和老师们团团围住，从罗竹风到大学处的每位同志都与山大师生热烈地拥抱在一起。
大学处进驻山东大学后，立即成立了由王哲、罗竹风、高剑秋、张惠等同志组成的军管小组党总支，接管学校工作，罗竹风任党总支书记。6月14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任命王哲兼任山东大学校长，因工作需要，王哲随即又调离，罗竹风成为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
本着“基本保留学校原貌，原学校工作人员基本留用”的原则，山东大学原校长赵太侔、原教务长杨肇燫等高层领导几乎全部留校任教。
当时的山东大学设有文、理、工、农、医五个学院，大学处接管学校之后，每个学院都成立了工作组。刘禹轩任文学院工作组组长，王迅任理学院工作组组长，赵锦铭任工学院工作组组长，孙更生任农学院工作组组长，王子才任医学院工作组组长。
学院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是清查学校财产。山东大学除了五个学院，还有医院、护士学校、实习工厂和农场等附属单位，这项工作进行了近一个月。与此同时，罗竹风等在学校做了大量的走访师生等调研工作，罗竹风登门认先生的故事就出自这个时期。一天，陆侃如下班回家，高兴地告诉冯沅君说，有个人自称是你的学生，说听过你的课，他要来拜访你，接着顺手交给冯沅君一张字条，上写：
冯先生：
十七年前的学生向先生请安。
竹风奉命来到山大，还望冯先生、陆先生多关照，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出批评。
近日工作纷乱繁杂，常有顾头难以顾脚之困。待稍有闲暇，定登门拜访先生。
学生 罗竹风
即日
寥寥数语，谦和诚恳，将尊师与使命融为一体。冯沅君看后很惊讶，想不到这位声震山大的年轻军代表罗竹风，这位学校领导人，在北大读过书，竟还听过自己的课，还来认多年前的先生，可真是令人惊喜！
“一二·九”运动纪念前夕，罗竹风如约来到鱼山别墅，看望老师冯沅君。一是礼节性拜访老师，畅叙当年师生情谊；二是请老师为山大学生作“一二·九”运动讲演，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冯沅君先生爽快地点头答应。在以后的工作交往中，罗竹风见冯、陆先生学术造诣深厚，人品高尚，富有家国情怀，既敬佩又感动，时常登门探望请教，久而久之，师生关系越来越密切。
一位学生回忆罗竹风时道：“他一身戎装，既严肃认真又平易近人，三言两语就把我们局促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尽。亲切、短暂的交谈，使我们惊奇地感到他对校内社团等情况了如指掌，对他钦佩不已，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们心目中，他代表着我们向往已久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以罗竹风为首的军管组不等不靠，不向上级伸手，而是从在校的进步师生中挖掘干部潜力，让他们既不脱产，又去完成工作任务，这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的好作风、好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青岛解放，山大更新，百废待举，事务繁多，罗竹风有条不紊地处理着一项项工作。这位38岁的年轻军代表身着已洗得发白的戎装，胸前佩戴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方布徽章，军帽上有红五角星，风度儒雅，浑身透着书卷气。他亲切、诚恳、朴素、干练，说起话来简要得体，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师生中知道他是北大的高材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并投笔从戎，亲手组织了家乡第一支抗日游击队，担任抗日民主政府县长，主编报刊，大家的敬意油然而生，都很佩服、很拥护这位年轻的军代表，积极支持他的各项工作。
在青岛解放前，山大就已经成为了青岛的“解放区”。此时，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学校各进步社团、先进活动小组就组织师生积极开展护校活动，反对学校南迁，防止敌人破坏。同学们张贴革命标语，散发《山大生活》校报，主动组织护校小组，日夜轮流守护学校的水电设施和仪器设备等财产，保护了学校的完整和安全。这些都为军管小组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从1949年8月下旬开始，罗竹风领导军管小组在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在组织、思想、教学三个方面对学校进行整顿。
一是组织整顿。青岛解放，原校长赵太侔即去职，留校任教授。军管小组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采取公开民主协商方式，成立了由各方面代表21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丁西林任主任，杨肇燫、赵纪彬任副主任，罗竹风任秘书长，魏一斋、童第周、刘椽、王统照、陆侃如、曾呈奎、郭宣霖、潘作新、杨向奎、郭贻诚、许继曾、李善勤、陈瑞泰、侯家泽、王应素、王方、魏金陵等为委员。1950年初，丁西林调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聘请华岗任校务委员会主任，不久华岗因病辞职，由杨肇燫接任，杨肇燫调走后，校务委员会主任由罗竹风接任。这种公开民主协商选举领导人的方式，当时在全国高校是首创。校委会代行校长职务。随着校务委员会的成立，学校的行政机构也作了调整。取消原训导处，其下属的体育卫生组分为两个，分别由高剑秋、郭宣霖任组长，直属校委会领导。增设人事组和秘书组，另外成立医务室，直属校委会领导。各院系的基层行政领导基本没变。当时各院院长是：文学院赵纪彬，理学院暂缺，工学院丁履德，农学院李善勤，后为陈瑞泰，医学院魏一斋，后为徐左夏。各系的系主任是：中文系王统照，后为吕荧，历史系杨向奎，外文系梁希彦，数学系李先正，物理系郭贻诚，化学系刘椽，动物系童第周，植物系曾呈奎，地矿系何作霖，水产系沈汉祥，土木系许继曾，机械系陈基建，电机系樊翕，农艺系李文庵，园艺系李良庆。原教务长和总务长也都离校，分别由罗竹风、高剑秋接任。其他教学组织和行政机构人选，均维持原定不变。
1949年秋，学校组建青年团，青岛市团委以此作为试点，派人参加总结经验。经本人申请，群众评议，组织考核批准，吸收了100多名先进青年入团。各院系随之建立起团组织。1949年冬，党总支开始发展党员，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的梁玉山、崔子厚等同志来校协助。罗竹风十分重视党建工作，亲自上党课，进行党的宗旨教育，亲自找积极分子个别谈心，启发提高其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不久就发展一批新党员。在教师中，先后发展了杨向奎、张学铭、尹敬执、陈家咏、王承瑞、冯传海、常春欣等同志入党；在干部中，发展了张育瑾、刘敏等同志入党；在学生中，发展了王昶、仝治国、苏砚田、陈福伍、杨颐康、傅言礼、吕慧娟、王方等同志入党。文理科也都分别建立了党支部。与此同时，在中共青岛市委统战部帮助下，建立了以郭贻诚、何作霖、许继曾为负责人的民盟组织。至此，山东大学逐渐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团的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
二是思想整顿。军管小组为了使全校师生进一步认清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不定期地向全校师生作时事政策报告。后来，根据大家要求，决定实行上政治大课的学习制度。校委会决定，建立学校学习委员会，院系成立分会，制订学习计划，确定学习内容，编班分组，定期讲授，并将其列为学生的必修课，计算学习成绩。从1949年冬季开始，先由罗竹风讲《新民主主义论》，接着聘请在青岛疗养的党的理论家华岗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每周星期天下午为政治大课的学习时间，无特殊情况，一般不得占用；每两周讲课一次，分班组讨论一次，各分会及时汇报。为了推动学习和交流经验，校委会决定自1951年1月1日起将油印的《山大生活》校刊改为铅印，每周出版一期，重点报道学习动态及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报道学校的重大新闻、校委会决定以及有关改革事项，充分发挥校刊的宣传、指导、推动作用。这一阶段的政治大课学习，一直延续到全国院系调整前的1952年秋天。全校上政治大课，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在全国传统综合性大学中尚属首次，可为开历史先河之作。这在校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好多校外的党政干部等都前来听课。在校内，广大师生通过上政治大课，对于社会发展规律、新中国的前途、高等学校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都有了深刻的了解，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位老教授回忆听政治大课的感受是“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从此，他们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教学、科研工作，进一步推动引领了文史等学科的发展。可以说，政治大课给山东大学各项工作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三是教学整顿。军管小组接管学校后，立即稳定教学秩序，按原定的教学计划恢复了教学工作。同时革除了教学中的某些弊端，如取消内容反动的“党义”课程，充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内容。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学校把一些必修课改为了选修，如大一国文，除文学院外，一律改为选修；大一外文，除外文系外，一律改为选修。为了适应实际需要，根据所有的师资力量，1950年春在文学院增设了历史研究所，由赵纪彬任所长。1949年9月成立历史系，由杨向奎任主任；外文系增设俄语专修科（二年制）；农学院增设植物病虫害系，由王清和任主任。
在教学中，各院系注重结合实际，面向社会，调整教学方案，如农艺系联系1950年全国农业生产方针，认识到粮棉增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确定系的教学重点以讲授作物为主，而以讲授土壤、肥料等相配合。园艺系则根据农村实际情况确定以果树、蔬菜为学习重点，并把水果、蔬菜的深加工摆在适当的位置。同时，各院系也都重视加强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如中文、历史两系协助青岛市博物馆鉴定古代文物和进行古迹发掘工作。植物系与青岛市有关中学组成生物教学研究会，解决教材教法问题，从而使大学与中学的教学质量都得到提高。动物系同青岛水产实验所合作，对青岛近海生物进行调查、采集和研究。土木工程系承担了淄博煤矿厂址和隧道的设计工作。医学院师生组成医疗队，分批去胶东和惠民地区进行巡回医疗。抗美援朝期间，医学院附属医院和护士学校的医护人员，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组成抗美援朝医疗队，开赴前线抢救伤病员，前后组织了三批，有50多位同志参加，服务时间三个月到半年不等。参加医疗队的有外科主任冯雁忱教授、副主任张之湘副教授，以及范迪初、戚天昌、孙振修等富有经验的大夫。地矿系参加山东省工矿部的矿产勘测，在莱芜县北麻峪发现大铁矿和吐丝口大煤田，在莱阳县金钢口村发现白垩纪时期的完整恐龙化石和恐龙蛋（完整恐龙蛋是世界上第二次发现），对研究地球史和古生物史具有重大意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通报表扬。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师生思想教育，由于解放前国民党当局大肆开展反共宣传教育，别有用心地进行谣言蛊惑，致使学校内人心惶惶，许多受蒙蔽的师生对新生的政权和人民解放军有恐惧感。随着教育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大家亲眼目睹了军代表和解放军战士的一举一动，共产党爱人民、讲民主、组织纪律性极其严明，人心得以归附，一切谣言均不攻自破。自此，山东大学组建起新的秩序，从9月份新学期开始，就转入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
1949年青岛解放时，全校有学生1132人，教师220人，职工489人。到1950年秋，学生1451人，教师261人，职工468人。军管小组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接管山大不久，罗竹风就特地到青岛观海二路拜访“文学研究会”时期的老作家王统照先生，请他继续在山大中文系任教。还聘请吕荧任中文系主任。历史系又聘请了王仲荦、童书业、赵俪生、郑鹤声等学者。军管小组非常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倡议将学校的几栋建筑分别命名为“六二礼堂”“胜利楼”和“一多楼”。军管小组非常重视学术工作，1950年6月在校务会的领导下，建立了以冯沅君为主任、何作霖为副主任的学术审议委员会，对教学和科研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成果进行评议。其中，由曾呈奎、李良庆合著，由上海新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米丘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一书，被认为具有学术和实用价值，送请科研部门给予嘉奖。后来又经中国米丘林学会会长乐天宇（华北农业大学校长）审定，作出了“对应用科学的提高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有很大帮助，建议再版”的评定。总之，经过全面的治理整顿和建设，山东大学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都恢复了正常。
1950年秋，罗竹风接到通知去济南开会，是关于山东大学和华东大学合校的问题。1950年11月15日，华东军政委员会电示山大，经中央教育部批准，华东大学迁往青岛与山东大学合并，合并后仍称山东大学。1951年2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下文，决定华岗担任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合校后，又根据党的章程建立了以华岗任书记的山大党组，作为学校的领导和决策机构。1951年暑假，两校合并已经就绪。军管小组的使命也已完成，原来接管山大的那批干部也都先后调往外地、外单位工作，只剩下罗竹风自己。1951年8月，罗竹风接到山东分局转来华东局的调令，调往上海工作。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1.山东大学出版，《山东大学百年史》；2.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张忠强著《罗竹风传略》；3.人文齐鲁2014年5月19日刊登，刘敬刚《军管小组在青岛解放日进驻山东大学》）
注：原文刊载于《山东大学报》2020年第26期第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