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这本书结缘是出于这本书的副标题“1944—1946年国共政争”，短短两年时间内，中国的宪政之路被彻底阻断，两党三方的谈判又演变为战场上的刀兵相向，民主党派的生存空间愈益缩小，这些问题困扰了我许久。邓野先生的这本书则很好地解答了我的困惑，使我明白了1944—1946年的国共政争终究摆脱不了历史惯性——民国政治逻辑的影响。

　　1944—1946年作为中国由抗日战争胜利向解放战争的过渡期经常被研究者人为地割裂开来，以1945年抗战胜利作为节点，但邓野先生则坚持认为这个过渡时期时间虽短，但浓缩了民国政治逻辑的精华，同时蕴藏着中国宪政之路失败的原因，因而不能只注重历史阶段的更替而忽略了历史主题的延续。邓野先生认为民国政治逻辑即是政治与武力的高度统一，两者保持密切配合，而1944—1946年国共谈谈打打、以打促谈，只掌握笔杆子的民主党派和第三方最终被迫选择靠“边”站，无一不是这种政治逻辑的产物。

　　我本人非常认同邓野先生对民国政治逻辑的分析：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以武力为后盾，没有枪杆子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强力的力量必须由强力来打破，民国政治局面的一大特色就是军事拱卫的强权政治，而非谈判协商的妥协政治，在以成败论英雄的民国政治中，“适者生存”就是最好的法则，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是以军事胜败为底牌的，并不单纯依靠自身的政治势力、影响力。在一个身边人都握有武器，而且跃跃欲试、一较高下的时代，怎么可能仅凭呼吁就能重新分割中国的政治利益格局？因而，对民国政治逻辑造成冲击的政协会议注定失败，民主党派和第三方注定衰微。

　　政协会议在美国的干预和马歇尔的调停下，企图以和平方式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实行民主宪政，因而使靠枪杆子起家打下江山的国民党自觉在政协会议上处处受“裁判”，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内对以和平谈判终结武力拱卫政权的方式极为不满，同时中共也深谙民国政治逻辑，寄希望于和谈但同时又以极大的努力以争取军事胜利来增加谈判筹码，如此一来，军事-政治共同体的逻辑便为政协会议的无疾而终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以笔为枪的民主党派和第三方也是步履维艰，他们极力挣脱国共两党的势力束缚，开辟出独立于两者之外又能对两者形成约束的平台，但过于排斥“武装”的他们在民国政治逻辑中显得理想化严重，从而不切实际。政治角逐最终定论无外乎政权的归属，在这一过程中异乎重要的就是争夺土地及其之上的人口，有了土地和劳动力才有资本，才能衍生出其他因素。很显然，只靠笔杆子是不能攻略城池的，影响范围也只局限于上层精英知识分子，不去做一些具体组织性的工作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既不能用武力保护自己的基本生存安全，又不能贴合大众的需求做一些实际工作，民主党派和第三方作为中间政治势力诞生之初就在民国政治格局中显得底气不足。

　　宪政之路在1944—1946年的夭折是必然的，武力与政治的高度统一注定谈判桌上不可能达成确定的政治妥协，政治格局的划分终究要靠军事过招的胜负；这种夭折又是偶然的，如果中共在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后，又合拍的取得了军事胜利，很难说国民党方面会进行怎样的退让。读罢此书，感受最深的就是：遵循历史演进的规律，又要积极引导这种规律向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并归。民国的政治逻辑也许已经尘封在历史长河中，也许他还奔腾在我们的血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