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凤凰咨询，一则关于山东部分农村推进乡村儒学扶贫的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开展乡村儒学扶贫行动，发挥文化启智作用，以扶志促扶贫，为完善农村养老体系创造文化条件，开阔农民视野，激发内生动力。”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国学热”至今日依然方兴未艾；放眼世界，从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到西方世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探讨，也无不诉说着儒学神奇功能的神话。但儒家文化这种产生于中国农业社会的人生哲学，能如新闻中所言，与信息时代相适应并产生的如此巨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吗？
　　答案是肯定的，但这需要我们在理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的过程中，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接榫之处。就我个人而言，我不相信儒学能够创造什么经济奇迹，也不认为儒学家能成为“国师”；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力量，它以自己的立场对于现实社会的发展进行某种理想性的批判，正是这种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为儒家提供了存活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上学期选修的国学核心课中，老师系统地介绍了儒家的“群己观”。儒学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时代，出于拯救社会危机、重整社会秩序的历史使命，倡导群体价值高于个体价值；同时，儒学重视主体人格的独立性——个体应为群体服务，但这个群体必须符合人道。而后儒者在个体和群体的关系上都未超出此范围。这一理论引发了我对儒学当代价值的思考。儒家的群己观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强调个人的道德修为及服从群体的精神，在历史上培养了一批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我的仁人志士；重群体轻个体也压制了主体个性的发展。个人的力量消融在虚幻的群体之中，被虚幻的群体力量所驱动，主体的个性、创造性也随之泯灭，由此也导致了中国人的人格依附性。
　　一方面，作为一种道德资源，儒家群己观中的积极因素应加以充分利用，填补市场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空缺。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正在向现代化迈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只要我们的神经依然敏锐，就会时时刻刻体味到当前市场化过程中，在我们的精神领域发生的种种病变——政治生活中的贪污腐败、懈怠渎职，经济交往中的制假贩假、走私贩私……而儒家群己观中重视群体和关系、强调人际和谐及对群体利益的关注等理念正可对治之，加以重视且合理利用，能使我们的民族灵魂不至被横流的私欲侵蚀。另一方面，对儒家群己观中的历史局限性，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克服之。儒家群己观对个体权利的忽视和对个性的压制，对于我国向现代化迈进是一个很大的阻碍。现代化首先是指人的现代化，这不能只仅仅肯定人在道德领域的价值，除次之外，我们更应肯定人的个性、人的创造性及人的权利意识。只有扬弃权威、破除权威，尊重个体的价值，我们的整个事业才会不断前进。
　　总之，儒家的群己观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儒家对个体价值的片面理解与现代社会要求人的创造性等不协调。我们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若要避免价值观上的阻力，就必须对儒家的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进行适当的转换，在维护群体利益的同时，也要尊重个体的个性、创造性，赋予个体适当的权利。
　　再扩展到整个儒学体系层面，我们要认识和挖掘儒家学说中益于现代化的积极内容，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产生于封建社会的旧学的内在困境，这样才能阐旧邦以维新命。但这并不是说要将儒学过度商业化或意识形态化，在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情况下，形成人文与理性为特征的健康文化来引领改革，便是儒学与我国现代化的接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