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和东方都讲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推己及人的博爱；“爱是万物之主宰，不差分毫”、“我们有多么视自由和平等为权利，也多么有义务以博爱去尊重他人”，这是西方文化中讲究人人平等的博爱。
　　可见虽然都讲“博爱”，在本质上中国文化中的博爱与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首先要从东西方文化中的社会格局来看。费孝通先生曾将西方的社会关系比作成我们在田里捆柴，他认为，“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扎，几扎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西方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他们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这种社会格局下，每个人都是社会的独立的单位，人与人之间从本质上来说是平等的社会关系。所以就不难解释在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是对于全人类无差别的爱，并且这种爱是建构在基督教文化中上帝对人的博爱之上，一种抽离于人世之外的绝对上帝的存在，这种博爱是要向上、向外的，因为在西方社会中所有人都独立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这种带有“秩序”的关系必须要从这种“博爱”中被剥脱，这样才能从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原罪状态）中超脱出来的，获得隽永的博爱，这种博爱在基督教之中就是像忏悔、救赎这样，是一种通过不断超越个体的局限性以期于遇见永恒上帝的方式。
　　中国式博爱于他人的爱一定是从最亲的人的开始有差别的爱，包涵深刻的人性意识和丰富的社会观念，可以作为维系人类文明原则的手段。这种爱是源自于人自然本性的，儒家所建构的宗法制社会之中人与人的之关系， 还是为了还原人内心中自然本性， 对他人的爱还是自然本性一种表达和实现。 所以中国式的博爱不同于西方式的博爱，他是向内的，是还原和回归本性的，也正因为他来自于每个人的自我天性，所以这种爱是个人的而不是普世的，是有差别的而不是平等的。西方人始终以超越为目的，而中国人则是不停地要回到本心。 这种不同的个人的价值追求也孕育了不同形式的理想社会， 与西方构建一个死后的超越的天堂作为理想世界相比， 中国的宗法社会是从人心之中生长出来的现实理想。中国式的博爱虽有局限之处，但亦有可取之道，反观在西方文化中，亦有偏颇与缺失。在求同存异的当今社会，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剥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可寻得一条贯穿古今、融合中西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