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新世相“丢书大作战”来到重庆，联合重庆轨道集团、重庆市文化委将2000册书投放在重庆轻轨及地铁车厢空座上，民众可免费阅读或可将其带走，读完后放回公共场所，让其在城市中漂流。这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一个多月前在北上广地铁上开展的“丢书大作战”，相同的事件，这一次似乎没有了之前的热度。但时过一个多月，再来看当初人们对于丢书活动的评价，似乎可以发现更多。

　　地铁丢书，一场效仿国外创意、由创业公司新世相发起、多家赞助商共同合作、众多明星倾情参与、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开展的公共活动，一时之间为何引来如此巨大的争议，且争议的焦点是“道德”，大部分反对者均是认为这种以情怀为名的商业营销触碰了道德底线。可是，为何一提到明星、商业营销就要作道德评判呢？这种“一刀切”的逻辑恐怕与浮躁的社会环境、焦虑的国民心态不无关系。

　　浮躁的社会环境体现在短时期内人们对于“地铁丢书”超乎寻常的强烈关注。从11月15日早晨8点开始，新世相在公众号发布《我准备了10000本书，丢在北上广地铁和你路过的地方》的推文，迅速达到10万多的阅读量，随着大家广泛转发和网络晒照，活动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截至16日，在微博上的话题阅读量也达到6000多万次。如此强大的传播力除了新世相自身的推广，各大媒体的报道和网友自发的讨论更是贡献了巨大力量。

　　但值得思考的是，如此狂热的关注在18日以后，迅速冷却下来，几乎再难看到大面积的讨论和媒体报道，这种在短时间内引爆的话题争议本身就存在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重大公共事件，为何只是在活动当天和次日引发大规模讨论，后续报道几乎是凤毛麟角；若这只是一个普通事件，为何媒体和群众要一窝蜂地挤上去争相报道，激烈争论。因此话题的重要性和讨论的热度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解释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的浮躁。

　　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凡是从国外引进的活动和节目，几乎呈现一边倒的负面评论，而很多负面评论更是没有依据。以当前热播的真人秀节目《奔跑吧，兄弟》为例，这个从韩国引进的节目登陆中国电视台，一度迎来超高的收视率，但是在收视率不断增长的同时，网上的骂声也呈现指数级增长。而很多骂声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连明星个人的隐私都要成为炮轰节目的理由。“它是山寨的，我就要骂”这样的逻辑根本说不通，难道对节目的评判不应该立足于节目本身吗？同样，新世相丢书也来自国外创意，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山寨的”就要对它群起而攻之，更何况它是经过外国公益组织的认可和指导开展的，并非山寨。互联网的发展本来是要给人们提供一个自由发声的渠道，但是很多人却极度热衷在互联网上发起口水仗，将其作为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这种反常的舆论形态恰恰反映了当今社会的浮躁。

　　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丢书大作战”的抨击大多集中在道德角度，这种一上来就做道德评价的心态也体现出当前国人的焦虑。这场公共活动被很多网友和媒体贴上“情怀”“营销”“炒作”“明星”等标签，而现实社会中，人们最普遍的逻辑一定是把“明星”和“炒作”联系在一起，将“情怀”和“营销”放在对立面，对这场活动的评价，也毫无意外地延续了这一逻辑。

　　但是，炒作为什么就是负面的，明星炒作为什么就是不道德的？“炒作”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为扩大人或事物的影响而通过媒体作反复的宣传，因此它是一个中性词。既然是中性词，那就不能用道德眼光一概而论，况且在这场活动中，明星扮演的角色是“鼓励公共阅读”，从道德层面，这也应是正面的评价。其次，情怀和营销为什么就一定是对立的，做有情怀的商业营销就违反道德了？只要它的行为没有触犯到公共利益我们就要理性评论，况且新世相从最开始就承认自己作为创业公司，营销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他们更想做一场带有公益属性的营销。既然如此，新世相在利己的同时，为公众提供了免费阅读的图书，那就达到了“利他”的效果，这样的行为我们能简单说它触犯了道德吗？我想是不能的。

　　而大多数人们对于这场活动表现出来的不包容，甚至可以说是“过激”的批评态度，其实是国人心态的焦虑。在经济迅速发展但生存压力持续增强的一线城市，中产阶级普遍存在精神焦虑，低收入群体普遍存在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这种群体的普遍焦虑需要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随之演变而来的，就是大众对于公共话题的狂热和对道德评判的热衷。媒体和公众对于丢书活动的讨论，忽视活动本身，集中式抨击，就可以看到这种心态倾向。

　　所以，无论是活动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我们的媒体在报道和评论时所体现的问题，都折射出当前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们对于新鲜事物的包容度越来越低。这种急于作道德评判和言语上的苛刻皆来自于文化的自卑、心态的焦虑。当我们有足够的自信和理性时，反而能够宽容地对待社会中的不完美，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有能力让它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