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六月范仲淹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一文，文章表达了自己虽遭迫害，仍能超然物外的襟怀，虽处江湖之远，但心忧庙堂的济世情怀；同时也是对被诬陷而遭贬谪的友人滕子京的鼓励和劝慰。
　　自唐代以来岳阳楼成为了众多官吏贬谪流放的必经之地，也是历代文人骚客最喜登楼赋诗之所。不同于前人寄情于山水，范仲淹提出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因物悲喜乃人之常情，但显然范仲淹追求的是更高的人生境界——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
　　自古有此乐观精神和旷达胸襟的人不在少数，除此之外，范仲淹忧国忧民、心系天下的爱国情怀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中国古有屈原“哀民生之多艰，长太息以掩涕兮”，近代则有鲁迅先生“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不乏如此爱国忧民的人。然，范仲淹在自身遭贬、人生失意的情况下还能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也是《岳阳楼记》最精华之所在。孟子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已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可范仲淹却居庙堂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这正印证了那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张中晓在《无梦楼随笔》里这么评价范仲淹的“忧乐”情结：“凡人之情，己处其乐，不知人之忧，己处其忧，不知人之乐。范仲淹之忧乐，乃理性之公，非人情之私也。”范仲淹一生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思想，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人，已熔铸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范仲淹以其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人的喝彩与敬仰。
　　范仲淹如此人格魅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文化自始至终强调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忧患意识。孟子云：“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北宋建国以后，积贫积弱现象日益严重，国家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威胁下，范仲淹等一批文人士大夫形成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提出的“先忧后乐”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息息相关。范仲淹自身的家世背景、早年生活经历对其思想性格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父亲早逝，母亲改嫁，范仲淹在得知自己身世后拜别母亲，离家求学。求学时他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吃完继续读书，后世对此有“划粥割齑”的美誉。范仲淹对这种清苦的生活毫不在意，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读书上。少时的不幸遭遇和艰苦朴素的生活造就了范仲淹日后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民的道德品质，也促使他少有大志，自强不息。
　　范仲淹高尚的人格和道德品质在《岳阳楼记》里展漏无疑。可以说《岳阳楼记》成就了岳阳楼的壮美景色，范仲淹的人格魅力成就了《岳阳楼记》的千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