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的法兰西，卢梭有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们常常只记住了这句话，而忽略了其后半句：“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诚然，卢梭认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禀赋和权利，但是一切自由都是有其存在的条件。封建社会之中，封建君主掌握着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利，同时就剥夺了臣民的自由。同样，君主的权利奴役于整个封建体系之下，亦不可谓绝对之自由。
　　胡适先生有云：“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于此的界定并非海纳百川以致藏污纳垢，而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态度。如果做到换位思考，自由可以轻易的获得。这种将心比心，能够让我们置身与对方的处境设身处地地思考，才知冷暖难易。于彼，对方得到的是宽容，于此，我们得到的是自由。放在时代语境下而言，封建君主若将严厉凶残的制度加身于自己，很难说会否如此畅快地暴力杀戮。
　　确然，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依靠索取，也不是谁人能够给予。自由的重要性，无数思想家、先哲已经提及过无数次，我也就此不作赘述。我想阐释的是，自由是平等的，没有高贵之分，不是谁可以凌驾谁之上的。“只要人民是在被迫的状态下采区服从的时候，他们的服从是对的；而当人民有能力挣脱他们身上的枷锁而去挣脱的时候，他们的挣脱行为就表现得更对了”卢梭这样说到。所以，在专制统治社会，人民的自由受到压迫时他们的反抗行为就是必然的。
　　卢梭在《最初的社会》中提到：“暴力制造了最初的奴隶，而他们的怯懦却使得他们永远处于奴隶的境地。”所以按照专制社会的普世标准，顺从就是作为奴隶的正确使命。而这种屈服只是对于暴力的畏惧，并非真正地心甘情愿，拱手让出自己的人身自由。因此，“向暴力屈服，仅仅是一种必要的权宜之计，而不是一种在意志上的情愿，它充其量不过算是一种明智的行为罢了。”正如所言“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暴力并不产生权力，而我们只是有义务服从那些合法的权利。”所以制定一个能够被大众认同的契约就是非常必要的，所谓“合法”不是合乎于专制者或者其他少数人的意愿，而是依据绝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共同建立的法律体系。
　　“契约是人类形成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由此，契约“约束”了所有人的所作所为，在这个契约体系下，神圣不可侵犯的不是君主，而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契约。而“约束”的是侵犯别人自由的不合法行为，不是合法使用自己自由的行为。
　　那么个性化的自由在共同的意志中该如何实现呢？卢梭说了：“作为人来说，每个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个别意志，而且可以与使之作为公民所应有的公益有所不同，或者相反。”但当他的私人利益伤害了公共利益，那么整个政治共同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而这种迫使其实是为了让他实现自由。如果无法保证契约的受众个体一律平等，共同受制于同样的政治共同体下，那么权利的倾斜以至于滥用将是十分可怕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整个政治共同体走向覆灭。
　　“通过社会契约，人类所失去的，仅仅是他天然的自由。而人类所获得的，却是社会的自由。”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话：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动物。在此，他点明了两个观点：一、人是动物，具有自然的天性。二、人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群体之中，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所以我们无法避免自己的的本性，同样地，也无法摆脱社会关系的大网之中。既然我们存在于社会关系里，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也必须要遵循集体制定的契约，任何个人的理由都不应该凌驾于集体之上。
　　由此，想要在社会中获得自由，要先舍得。置放自己的个人自由在社会契约架构的体系之下，才能获得集体的自由。这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集体自由的存在奠定了个人自由存在的基础，保障了个人自由的可持续性和可靠性。整个社会、政体才不至于散乱然后崩溃。那样的话，个人自由又从何而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