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啊，就是地里的庄稼！”

即便在白天，略显拥挤的土墙屋里也是灰灰暗暗的，几丝温暖的阳光愣是从瓦缝中挤了过来。在灶房门、堂屋门两扇门正对的中间，勉强摆着一张桌子，那台老旧电视机已在桌上摆放了十几年。坐在电视机前端着饭碗同我说话的，就是我的外公。

清瘦的他，打我有记忆以来，就是个驼背，仿佛一张永无打直可能的弓。他的眯缝眼有些浑浊，好在脸还未沟壑纵横，看上去气色倒还不错。下巴与头顶一般光洁，不似其他家外公，胡须一翘一翘的。外公常戴顶蓝色中山帽，身着旧式棉布中山装，脚蹬黑布老头鞋。虽不能脚下生风，但腿脚还算灵活，走起路来稳稳当当，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是个九十岁的老人。他不喜欢穿新衣，不喜欢洗澡，没上过几天学，却颇有人生智慧，全是靠布满茧的双手去扶犁、去播种、去收获得来的。

外公出生在江津区朱杨溪镇下面的一个贫穷农家里。他，连同他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都是种地的，没有高官富贾，更谈不上声名显赫，就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民，一生中找不出任何辉煌耀眼的事迹，除了种地还是种地。外公总是鸡打鸣就起床干活，约摸五点，急匆匆吃完早饭，便扛起行头往地里赶，直到太阳落山才牵着牛羊回来，应极了陶渊明笔下的“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

土地把外公锻造成一把种地的好手，他不仅熟知据以安排农事的二十四个节气，更能从大自然的语言中读懂阴晴雨雪，钩田、播种、插秧、施肥、收割、晾晒、入仓，逐一施行，从不耽误。他把种下的庄稼视为孩子，且靠着这孩子辛辛苦苦养育大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外公对待他们，一视同仁。就连那头老黄牛，也同样被外公精心照料着，不得有半点儿闪失。

春天，外公卷起裤管，立于铁耙之上，一手使劲拉着牛枷上的粗索，一手挥舞牛鞭吆喝“吼吼、吁吁、喔喔、稍稍”，用犁铧敲醒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泥土。

夏天，外公戴上草帽，挥舞镰刀，“嚓嚓”穿梭在骄阳似火、热气腾腾的麦地里，和着金灿灿的麦穗，演奏出一首丰收的乐章。

秋天，外公推着鸡公车，从纵横交错的狭长田坎上驶过，再顺着小山坡，将摞得高高的谷子运到石坝上，一时间竟也不知道是堆的谷子更高，还是外公的背驼得更高。

冬天，外公高高扬起锄头，对着红薯兜深挖下去，再用力往上一翘，一个个红苕便在一起一落间，连着藤带着土从地里翻滚出来，欢呼着，雀跃着。

长江水日复一日从朱杨溪镇流过，他就像江水一样不知疲倦，严寒酷暑，一年四季。

我不曾参与外公的青春，也不知晓他的理想，更不知道他是否有过爱好。唯一知道的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外公，把生命所有的热望都洒在了大地之上，勤勤恳恳匍匐在田间地头里。他恰似一粒种子，小小一颗，却承载着无限的希望，深扎田野；他也似水田里的老黄牛，低埋着头，辛勤劳作，慢慢悠悠又沉稳有力；他更似这片给予他生命，更赋予他价值和意义的土地，顶着风吹雨打，一如既往，沉默不语。

“你外公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电话里悲戚的一声惊雷，让我猛然意识到，小时候我摔跤后会马上扶起我的外公，真的老了。如今，岁月无情的车轮简单重复地转到了他这儿，换作他摔跤了，我却没法一把拉起他。家人们不放心他再干重活儿，商议后把水牛牵去卖了，那头老黄牛不得已离开了它的水田，只剩下犁、耙躺在角落，感叹着“英雄无用武之地”。斑斑驳驳的土墙上依旧挂着外公编的斗笠和蓑衣，在时间的长河里缄默等待着最后的宿命到来。

文章发表于2023年4月19日《山东大学报》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