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怕、又最期待上老孙的唐诗课的。每次上完唐诗课，就像发了一场短烧似的，后背都要浸出一身薄汗。但偏偏他把唐诗讲得最好，让我一得空，一定要钻进他的课堂，在第一排坐下。

老孙，是教我们唐诗课的老师。或许因为喜欢杜甫那“老杜”之称，以为古拙，他老人家便也学着，自称“老孙”。一开始我以为，这“老”是谦称。毕竟他身子板挺直，声音洪亮而有磁性，特别是那双眼睛，哪里有一点“老”的样子？探照灯似的，直照进你心里，真诚、热情，又带着智者的催逼。现在一回想，我也“佩服”起我自己来：木头在这样的目光下也要羞愧地开出朵花来献上，我却愣是在这样的目光里坚持了一学期，而长进不大，很有点顽石的意味了。

偏我这块顽石最爱在教室里溜达眼睛。被老先生逮着了，就要站起来回答问题的：“若愚，我看你好像有想法了，不妨说说。”我便把新读的西方诗歌理论套到唐诗里乱讲一通，往往自己也不大理解。老孙也不责备，推荐了施蛰存的《唐诗百话》叫我们看。

至于先生自己讲唐诗，是可以从一切讲起的。或是西方的现象学，或是《周易》中的阴阳八卦，他都能就此引申开。老孙并不忽视西方文艺理论，但他尤其希望我们年轻人重视中国人自己的精神，运用中国本土文化去阐释唐诗，所谓“原汤化原食”是也。比如说起对唐诗的初印象，他用的比喻是，“有如中国古建筑里的‘飞檐’——最后总能高高翘起，健康的、昂扬的、积极的。”

一面看来，老孙颇有“狂儒”的气质，一句“恕我直言”常挂在嘴上：“恕我直言，一切理论分析都是后发之明”；另一面看来，他又是细心、体贴学生的，担心年轻人太早就活在了前人光辉的阴影下，鼓励我们，

“诗歌是要靠人的心来读的，不要被别人的话吓住”，要我们光明地做人。

先生的唐诗课不是只讲唐诗，其实囊括古今中外、诸子百家，但最终都落回中华文化中最精华的地方来。他讲“诗言志”，肯定情感表达的正当性：如果真的“有恨无人省”，那又何必说呢？他讲王夫之的

《唐诗评选》等一类诗话，赞不绝口，认为他们一个

“匀”一个“净”字就很好地点评了一首诗，哪里需要套用什么西方的理论来刻意地阐发。他还讲中国语言的积木性，从一个个汉字里拎出许多雅意：“萧萧班马鸣”的“班”，言高尚之人的分别，犹如刀分瑞玉；唐人多爱“春”字，从甲骨文看去，“春”正是阳光照着大地上的小草……

讲到喜欢的诗了，更是直接唱起来，声音浑厚有力，哀而不伤，应该为此借来金石之声伴乐。揣测是最近骑自行车的时候总是唱诗，因而锻炼了好嗓子。至于讲课有时有言不及义之处，或是握拳击掌，或是朗声大笑。这时候一个班级也要跟着笑起来，我会有些不合时宜地想到“禽鸟不知人之乐”，于是也跟着笑起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说的不就是这样美好的情形吗？

今年又蹭了老孙的唐诗课来听，发现没有染头发的他，几乎是满头白发了。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老孙”的“老”字不是谦称。难怪之前在课间，老孙细心地问前排几位同学的名字，会提前抱歉地说，下次见了面可能还要再问的，因为有时候记不大住了。我倒要庆幸我的名字取自成语，能让老先生轻松些记住了。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一本《唐诗百话》还在案头摊着，越读越觉可爱，越读越觉出中华优秀古典文化的可贵。是孙先生领着我们，入了唐诗的门来。

一有机会，还是愿意坐在孙先生的第一排，哪怕羞愧得发热发汗。

文章发表于2022年12月28日《山东大学报》第3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