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锡昌先生是山大1956届的老校友，毕业后曾被推荐至新华社工作。他年逾九十，仍心系母校发展，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阅读《山东大学报》的习惯，也在校报发表过不少作品。前几天，他专程写信到学校，并附上自己最新的投稿。来信字里行间，令人动容，他对母校的深情、对校报的牵挂，深深触动了我。

说实话，在新媒体发展欣欣向荣的今天，对于一张报纸的价值，作为《山东大学报》目前最年轻的编辑，我心中也曾疑惑过。

报纸，曾经是人们获取信息的首要渠道。可是如今，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大大拓展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在这个拼点击量、转发量、点赞量，拼“10万＋”的年代，报纸似乎早已成为过去式。媒体行业的金科玉律好像不再是“内容为王”，而转向流量为王、热点为王、技术为王。认认真真编辑出来的报纸版面，仔仔细细打磨出来的深度报道，无论排版再怎么精美，传播效果终归有限。难道真的应了某些观点，现在已经不需要报纸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办报？校报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凌锡昌老先生的亲笔信再次点醒了我。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报纸早已变得可有可无；但是对九十多岁高龄的凌锡昌老先生而言，每周寄到家中的《山东大学报》便是他获取母校信息的唯一途径，也是他与母校联系的唯一纽带。

创刊于1931年的《山东大学报》，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记得在报庆90周年之际，我带着采访任务来到几乎与校报同龄的路遥老先生家中。提起有关校报的那段岁月，老先生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从入学时最先遇见的《山大生活》、改版后的《新山大》《山东大学》，到如今的《山东大学报》，老先生滔滔不绝，讲到校报的荣耀时刻，脸上更是充满了自豪和骄傲。

采访后的文章《我与校报的故事——访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发表在《山东大学报创刊90周年纪念特刊》上，那时的我还刚到校报工作不久，看到自己的名字能与路遥先生的名字一同出现在报纸上，心里还升起一股小小的成就感。

在这本报庆纪念特刊上，我们还陆续收到了曾繁仁、王文兴、袁世硕、王学典、王韶兴、傅友德、何中华、蔡德贵、魏礼庆等一大批校内外学者的纪念文章。他们对校报的深情厚谊，言辞恳切，着实让人感动。

所有这些学者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何中华老师。校报每次与他约稿，他总是有求必应，先后在校报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且每次来稿时，都会在文章最后专门备注“此文章专供《山东大学报》”。作为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何老师对校报的这份独特情谊，实属难得。

还记得，为庆祝山大建校120周年，在档案馆（校史办）史永志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在校报上开设了“百年山大·星光璀璨”专栏，刊发建校以来山东大学历史上的名人生平简介。有一天，校报的电话响了，来电话的人说自己姓卢，听朋友说在校报的“百廿山大·星光璀璨”栏目看到过家父卢振华的名字，很是激动，便辗转打来电话，询问相关情况，并想要几份当期的报纸。

我一搜，在2021年第7期校报上找到了：“卢振华（1911.1-1979.3），湖北红安人。历史学家，中国古代史、《史记》研究专家。1946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曾任亚洲史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当时我的心情也跟着激动起来，没想到自己编辑的稿件能被有直接关联的人读到，很是欣慰。问清地址后，当天便把这期校报给这位老师送了过去。

在学校120周年校庆前夕，我们推出《山东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特刊》，作为校庆宣传资料向前来参加校庆大会的嘉宾发放。后来，很多校友陆续打来电话，询问怎么“购买”我们的校庆特刊。我当时哭笑不得，连忙解释我们的校报是免费赠阅的，只要是山大的校友，留下联系方式，我们都可以邮寄。物理系2010级的杨斌是青海校友会的联系人，在收到我们寄去的校庆特刊后表示感谢，他说：“虽然相隔万里，但青海校友会和母校永远在一起。”

正是这些工作中的点点滴滴，与凌锡昌先生的来信一起，让我一次次认识到校报的价值，也汇聚起了我作为一名校报编辑的底气。

小小一份校报，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更连接着无数校友牵挂母校的心。做校报，不是单纯出于“做一行、爱一行、守一行”的职业操守，更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校报编辑于我而言，不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坚守。

有的时候，并不是争相去走那条大多数人选择的路才有意义，或许那条“少有人走的路”上，也有别样的风光。

文章发表于2022年11月23日《山东大学报》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