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事付瑶琴，何处觅知音？高山仰止流水深。含英咀华鸿儒寻，参天地，通古今。

长风上青云，山高德有邻。挥毫万字如有神。天下兴亡力谁任？继往圣，济生民。——《唐多令》

儒学亦有古今之分，并非只姓“古”。人们经常争论儒学与现代性是否能融会贯通，其逻辑前提还是认为儒学与现代性是“两家人”，不知这“两家”本可以合为一家。“儒学与现代性是否能相融”其实是个伪问题，因为现代新儒家已经客观存在，现代性的儒学也是整体儒学的一部分。如果将全部儒学等同于古代儒学，就会误将“古今之变”视为“中西之异”。儒学的“古今之变”源于“生活之变”，它不是铁板一块，不然也不会有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家的出现。现代生活方式下的儒学必然对古代儒学有所损益，这就像马车不适合现代生活，而汽车适合；但本质上两者都是车，车轮都是圆的，儒学的根本原理就如同这圆轮一样恒常不变。

要建立现代儒学，就要回归最质朴的生活、最纯真的情感。今天建立何种制度规范，取决于今天的生活样式，礼是具体的、历史的，要根据儒学的普遍原理而因革损益。例如，对于现代是否应该保留跪拜的问题，我们不要纠结于形而下的“礼之仪”，即跪拜这种表面形式，而应该关注其背后深层次的“礼之义”和仁爱情感。如果跪拜之礼是出于内心的仁爱，符合适宜正当的原则，亦可以是合理的。基于感恩之情的“跪拜父母”之礼，就绝非是奴颜婢膝的象征。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礼”之因革损益的根据和尺度即是“义”，“义”是为“礼”奠基的价值原则。儒家的正义原则有两部分内容：一是适宜性原则，即社会制度规范的建构必须适应现实社会的生活方式，不同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制度；二是正当性原则，即制度安排必须出于正当的动机——仁爱，此仁爱即是“万物一体之仁”，超越了差等之爱。比如，国家的正义战争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师出有名，有正义的目的、正当的动机；二是大势所趋，顺应历史潮流，而非逆流而动。以抗日战争为例，我们之所以获得胜利，一是因为打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二是因为基于当时的国情而制定出适宜的战争方法，即“持久战”。

毫无疑问，儒家文化在精神上塑造了中国人民，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儒家的核心精神可以总结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又可划分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其在现代仍发挥着价值理性的作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引导心灵稳定、精神向上、行为向善、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文化基因、精神血缘，现代性是儒学原理的必然蕴涵，当代儒家哲学的建构要以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共同生活方式为本源。我们既要抓住根本、继承传统、坚持本土性，又要与时偕行、转化传统、坚持当代性，这就是所谓的“阐旧邦以辅新命”。随着中国不断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现代儒学也必将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发言人，在世界文化论坛上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文章发表于2022年10月26日《山东大学报》第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