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当中，总会有关键的人，关键的事，关键的日子，尤其在年轻的时候，选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济南洪楼（洪家楼），在山大老校和新校之间的历城区招待所里，聚集了一群热爱文学的青年人，山东大学作家班的宿舍、教室便设在主楼的第四层——多少美丽的事就在那里发生。

1988年，我24岁，第二个本命年。春节前，收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第三期高级进修班学员报名表”。学期一年半，即将开学，进修专业是《文艺新学科》《文艺理论探索》。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是刘再复，这个班的班主任是杨匡汉，都是做学问的人。为此，我还专程去了一趟北京，见到了诗歌评论家杨匡汉先生。平易近人的杨先生说起办班的目的，介绍了食宿情况：两个人住一个单间，食堂也不错，总之不比研究生的待遇差。唯一的遗憾是因为我们是推荐入学，所以最后只发结业证。正在跃跃欲试准备行程的时候，我又收到了山东省文学讲习所和山东大学联合办作家班的通知。但是，要过成人高考分数线这一关。

距离考试仅有两个多月的复习时间了，也只能全力以赴。那时我对“文讲所”知之甚少，对山大中文系却是心仪已久，也是一种补偿心理吧，如果能赶上这趟末班车，也算圆了大学梦。

记得考试的那两天半，一直下着雨。住在桓台的一家宾馆里，同时考试的还有曲卫东和徐俊杰。后来考试成绩出来了，我们三个人的分数都超过了当年的录取线50多分。之后，他俩一个收到了山东警察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个收到了山东工会干部管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唯有我迟迟没有收到。用“心急如焚”形容那时的心情一点都不过分，忘了是七月份还是八月份，实在是等不及了，我就一个人去了一趟济南，打听着找到了位于燕子山的山东省文讲所。烈日炎炎，在那里我见到了刘强和孙震博老师，听他们说录取没问题马上就发通知书了才松了一口气。

也是巧合，在山上的树荫下，还遇到了和我同样心情的雪松。他从滨州赶来，比我走了更远的路。聊起来，他刚从厦门参加了一期《未名诗人》的诗会，见到了舒婷；我也刚得了《诗歌报》全国首届“探索诗”大奖赛的“佳作奖”，获得了一枚小小的徽章，虽然只是个鼓励奖，但同时获“佳作奖”的名单中有顾城和谢明洲的名字，也便萌发出了些许兴奋。还清晰地记得，和雪松从“文讲所”走出来，我们走在自东向西的大马路上，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理着平头、穿着牛仔裤的诗人雪松，赶往济南长途汽车站，返回滨州；我则去了济南火车站，返回淄博。

1988年9月16日，注定是难以忘怀的一天——我去山大作家班报到；对我来说，冥冥之中每一个含有“6”这个数字的日子总是顺利的，一如这之前，1985年12月6日，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淄博市青少年宫文学教师的事业编；这之后，1992年12月6日，淄博日报社招聘编辑、记者考试我的成绩是初试第三，复试第一；1993年1月6日，去报社上班——这些无疑成为我生命中关键的日子。还记得那天下午两点左右，我在济南火车站附近换乘一路公交车，又是巧合，在车上与雪松不期而遇，而且后来我们还被分在了同一个宿舍：432房间。

9月17日上午，开学典礼。我们的班主任王培元老师让我代表新生发言。我心里很激动，也很忐忑，甚至有点心虚。不论是写作成绩，还是论其他什么，我当时都不算佼佼者。后来，班长赵德发在微信上传给我一份考学成绩单，才知道他是第三名，我是第四名。而第一名是胡威，第二名是桑桑，王老师是有意锻炼我吧。我记得在讲话的结尾，引用了普希金的几句诗：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我自知不是一个场面人，不太愿抛头露面，比起在公开场合发言，我更愿意默默地读点书，写点什么。但总遇到好人，用心良苦地铺路搭桥——为我提供增长才干的机会。王培元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好人。他让我担任副班长，其实，也没有多少具体的事，只有在班长赵德发出差或请假回家的时候代替他喊几声“起立”。再者，我有一辆“飞鸽”自行车，同学们可以骑着去新校（现在的中心校区）取信件以及办其他的事，也算是为作家班尽一份力。一年后，王培元老师不再担任班主任，同学们都或多或少有些失落。山大的老师，对我们作家班的学员来说总有一种亲和力；“恩师”这个词，用在他们身上是恰当的。

文章发表于2022年4月13日《山东大学报》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