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今年是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提出80周年。10月23日晚，顾颉刚先生的得意门生、顾先生晚年研究助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煦华先生和顾先生的女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潮女士走进山东大学著名文化论坛“人文纵横”现场，向同学们介绍了顾颉刚这位国学大师的学问和人格。
山东大学校长展涛教授与即将前往新加坡留学的30位2006级新同学也一起感受了一代国学大师不凡的人格魅力和对学问的执著追求。论坛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任王学典教授主持。
80年前的“古史辨大讨论”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或许生疏了些，但在20世纪的中国，不亚于史学研究领域的一颗原子弹。“古史辨”源于顾颉刚先生给钱玄同先生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顾先生大胆地提出“大禹是一条虫”、“三皇五帝是传说”“黄帝也不知是何物”等观点，对古史研究发出质疑。钱玄同先生并未回复顾先生的书信，于是顾先生摘取了半篇书信，择其精要，在未经钱玄同先生同意的情况下发表在胡适先生创办的刊物上。一石激起千层浪。顾先生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拔掉了中华民族的根。”随着更多的学人加入讨论，“古史辨”运动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1926年，顾先生搜集了整理了有关“古史辨”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有关古史讨论的文集《古史辨》。“古史辨”是20世纪中国思想领域不可回避的问题。王学典教授高度评价古史辨运动。他说：“顾先生引起了古史研究的新的大革命，开创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之父。顾先生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名列前茅的少数几位国学大师之一。顾先生本人与山大渊源深厚，顾先生的主要弟子杨向奎先生、童书业先生和张维华先生都在山大执教。顾先生的人格和学问品质始终影响着山大学人的成长。”
作为国学大师的顾先生，在女儿心中的印象是什么？顾潮女士回忆了父亲的生活。顾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小以书为伴，在书中寻找乐趣。在女儿童年的记忆中，顾先生已是白发苍苍，但每日都是伏案工作，勤耕不辍。周末的时候，顾先生常常会出门走一走。顾先生对书的喜爱让顾潮女士自小就喜爱看书。春去秋来，雨雪风霜。顾先生一生留下了大约550万字的读书笔记，1万多封书信，由中华书局收录出版的顾先生的文字大约2200万字。顾先生的日记甚至详细记录了从1920年以来近代80年的物价水平的变化情况。
顾先生“古史辨”观点的提出，在史学界反响很大。顾先生的这种怀疑精神是长期养成的好学深思的习惯使然。顾潮女士说，“自小在家是独子，从小没有玩伴，便以书为伴。书香门第，自幼便勤于动脑，养成了桀骜不驯的性格。”1913年，顾先生考上北京大学预科，学习农科。由于对农科不感兴趣，于是常去北京戏院听戏，遂对戏剧发生了浓厚兴趣，以至后来把北京的戏都看遍了。顾先生认为“戏子的戏比教员的戏更好”，因此农科也就未能毕业，便转入文科。顾先生学习文科后，章太炎先生对顾先生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里，顾先生制定了读书计划，并不断思考“什么为学”、“学为何”的问题。顾先生思考的结果是“学的范围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学的时候不一定为用，学是为了求真。直到后来，顾先生自己回忆说“脱离用处去学习”这个觉悟是很重要的。一旦找到了方向，顾先生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学习过程中去。由于学习用力过猛，以致神经衰弱，最终被迫休学一段时间。这样，北京大学预科文科也就未能毕业。经历了“没有结果的预科后”，顾先生通过考试，以自修学历考上北京大学哲学本科。在本科期间，顾先生广泛搜集了民间歌谣，把诗词研究和民间歌谣研究结合了起来。
顾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正是新旧思想更替的年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北京大学“民主科学”、“兼学并包”的学术氛围对顾先生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帮助。顾潮女士说：“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平等研究的风气激发了批评的勇气。”由于北京大学开放的学术氛围，以顾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应运而生。然而，在继承传统提携后学的过程中，顾先生对后辈不遗余力地支持和一心为学的高贵品质更为后人称道。王煦华先生是顾先生的学生，以自己亲身经历讲述了顾先生对后辈的关爱和提携。他说：“顾先生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即使出名后，也不怕失身份，对学生不遗余力提携帮助。”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就是受顾先生推荐，从中学教师成为大学教授，进而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王先生认为，顾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受尊崇，在人格上同样受人尊崇。
论坛现场，同学们踊跃提问，深为一代大师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校长展涛也谈到了自己的感受。他说，我们早已习惯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在做学问的同时有时也缺乏创新。是什么原因呢？一方面，可能是我们缺乏大师的那种人格和精神的力量，比如追求真知和批判的精神；另一方面，我们可能缺乏执着的精神。因此，我们要想超越前人，必须首先要有执着的精神，其次不要迷信权威。年轻人没有多少权威的禁界，也没有多少思想的禁区，有更多的胆识和机会去创造未来，我们应该珍惜这种机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