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载践信笃行，五载文脉赓续。山东大学始终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建设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世界一流大学奋斗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校、学术兴校、文化引领等战略，将重要回信精神切实转化为服务强国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扎实行动与丰硕成果。值此重要回信五周年之际，学校以“践信五载・文脉相承”为宣传主题，推出“文脉薪传大家谈”专栏，特约部分学院与学者代表畅抒感言，共话弘扬中华文明、推动文化“两创”的学术使命，凝聚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智慧力量，以实干赓续文脉，以担当书写山东大学奋进全面图强征程的崭新篇章。

哲社学院教授何中华：深化“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方法刍议

深化“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既需要多方面条件支撑，也有多项工作待推进。首先，研究的深化有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基础；其次，也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实现的深度视界融合和不断创新，这是“第二个结合”的反思对象。从方法的角度考量这个研究本身，构成其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条件。我认为，这种考量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第二个结合”的研究需要“同异之辨”，但又要超越“同异之辨”。

从现有的“第二个结合”研究成果看，大体尚未超出“同异之辨”的范畴。但“同异之辨”尚属知性逻辑所要求的研究方法，正如黑格尔所言，知性认识虽有用有效，但若止步于此而不能进展到理性阶段，那么人的认识就无从完成自身的辩证运动，从而陷入知性逻辑的桎梏之中，亦即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剥离。知性认识恰恰构成作为与辩证法相对立的思维方式意义上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根源。但作为一个过渡性的认识阶段，知性认识又是必要的，是认识走向成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或步骤。由此决定了在反思性地考察“第二个结合”的起步阶段，这种“同”与“异”的辨析是有其适切性的，是无法绕开的。但研究不能长期停留在这一阶段，否则就无法超越知性认识的局限，达到辩证思维的高度。因为“同”与“异”的剥离属于抽象思维的性质，它只是知性逻辑的要求和体现。因此，还必须在“同异之辨”的基础上，以辩证的生成模式来诠释“第二个结合”的可能性及其实现的内在机制。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两种思想相遇之后，在相互激荡、彼此融合的过程中，按照“自己构成自己”的辩证逻辑显现“结合”的实现，也即生成一个“新范畴”，对此加以反思性地揭示、把握和阐释，这才是对“同异之辨”的超越，从而是对“第二个结合”研究的更高要求。

其次，需要具体地历史地把握“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

“第二个结合”并非平面的、单向度的，而是立体的、多维的，它是一个具体的规定而不是抽象的规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过：“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我们在深入考察“第二个结合”的丰富内涵时，就需要在学理层面上把这种具体性规定逻辑地再现出来。马克思所特有的运思方式是“历史地思”而不是“抽象地思”。“第二个结合”作为综合进程及其结果，就像一个“全息元”，全方位地折射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及其基础上的文化逻辑的丰富内涵。马克思从不脱离特定“历史环境”去考察问题，而是把考察对象置入“历史语境”去看待。按照马克思“历史地思”的运思方式，我们需要先行揭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独特历史语境。“相遇”本身未必就是“结合”，也可能是“冲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以“打倒孔家店”为典型口号的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为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腾出地盘、开辟空间。尽管当时就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说法，试图把孔家店同孔夫子剥离开来，但失去孔夫子的孔家店还成其为孔家店吗？从历史的脉络看，这种反传统也构成“第二个结合”的一种历史准备。离开了反传统的“过滤”，也无从“析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进而也无法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个需要正视的事实是，今日我们看待传统的参照系已发生历史性的变迁。因此，必须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重估其价值。晚清以降，迄至今天，中国社会变迁经历了由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迭加。中国革命道路对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的实际跨越，同时又以“移植”来自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为条件，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必然带有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时态呈现的特点。在后现代参照系中，传统文化则包含着摆脱现代性危机的启示性价值，只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配同作为最先进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再次，从不同层面深度理解“第二个结合”提出的总体历史背景。

只有真正把握这一历史背景，才能深度理解何以提出“第二个结合”并使之主题化，将其作为我们反思性研究的核心对象这个问题。着眼于大历史观，需要从人类文明重心的历史转移这个高度来领会何以提出“第二个结合”。从漫长的历史进程看，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人类文明的重心，创造了汉唐盛世所标志的辉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沿海城市。随着美洲的发现与大航海时代来临，地中海时代继而衰落，其历史后果如英国学者理查德·亨利·托尼所说：在西欧，“一个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早期发展”，它“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然后是荷兰，最后是英国”。19世纪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成为“日不落帝国”。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会，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霸主。如果说英国崛起的契机是经济的，美国崛起的契机则是政治的，那么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历史契机是否将是文化的，这令人深思。文化重要性在21世纪的格外凸显，决定了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反思需要确立高度自觉的文化视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由自在到自为、由自发到自觉的不断成熟和完备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语言的、实践的、理论的和反思的等先后相继的不同阶段。在反思阶段，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即如何恰当地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恩格斯在1885年4月23日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当年只提及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不曾提及文化条件。这有其特定历史局限，因为当时在恩格斯视野内历史的演进尚未本质性地触及文化层面。但是，今天的情形已发生历史性改变，文化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也经历了深刻变迁。晚清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国人对本土文化的信心严重受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化自信成为国人的文化意识主流。提出“第二个结合”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走向文化自信的客观要求。在“第一个结合”之后，进而提出“第二个结合”并使之主题化，这个顺序并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只有从长时段大历史视野出发，才能领会其背后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