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载践信笃行，五载文脉赓续。山东大学始终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建设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世界一流大学奋斗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校、学术兴校、文化引领等战略，将重要回信精神切实转化为服务强国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扎实行动与丰硕成果。值此重要回信五周年之际，学校以“践信五载・文脉相承”为宣传主题，推出“文脉薪传大家谈”专栏，特约部分学院与学者代表畅抒感言，共话弘扬中华文明、推动文化“两创”的学术使命，凝聚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智慧力量，以实干赓续文脉，以担当书写山东大学奋进全面图强征程的崭新篇章。
历史学院教授江林昌：研究中华文明，增强做人骨气
一、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强调，要达到“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这个目标，就“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全体文史工作者明确了一项重大时代课题。
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可从四个层面把握其内涵：其一，中国人是有骨气和底气的；其二，在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增强骨气和底气；其三，世界要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就应该了解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其四，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长期孕育培养的。贯通四层要义、追溯本源所在，最终还是落脚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
二、转化创新的时代条件
“深入理解中华文明”，需要广大文史工作者静下心来，从理论、材料、考据、归纳等多层面做出深入研究；这既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哲学、世界史等不同学科专家先行开展专题研究，又要推动多学科整合贯通，进而上升到规律的认识与哲学的概括。
从先秦诸子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刘向刘歆父子作《七略》《别录》，再到清代乾嘉学派，尤其是纪昀等人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等，历代学者始终致力于研究中华文明、总结中华民族精神。学术史的链条从未中断，并后出转精，积累丰厚。但受时代条件所限，古代学者的研究在方法上存在明显局限。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的文史工作者，吸收并创新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目录学史、古代汉语等学科体系。但由于材料的局限，这些学科体系的建立在许多方面都有未尽之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史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从材料支撑来看，百年现代考古为我们提供了上世纪以前所有学者都不曾见到的出土资料。上世纪的历史学，只能讲清楚商周以后三千年中华文明史，现在我们可以从商周往前追溯，直到五帝时代，系统讲清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了。从理论指引来看，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古代社会实际做出客观分析和理论总结。“两个结合”不仅是指导原则，更是思想解放。在中华文明研究中，我们不仅可以继承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可以深化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研究方法来看，考古学上的科技测年，天文学上的大数据运算，文献学上的AI检索生成等等，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精准、便捷快速的坚实支撑。总之，中华文明研究的创新突破，迎来了黄金时代。
三、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
考古发现表明，距今五千多年前，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与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淮河流域的含山凌家滩文化、燕山以北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等，均已进入了文明时代。其具体表现是：社会出现了分层，住在聚落中心都城里的氏族贵族占据了社会剩余劳动产品，并以精美的玉器代表宗教、政治、军事三合一的王权统治部族联盟及其全体族民。中华文明就这样在多个区域大体同步、独立起源。
亚热带季风气候，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结构，以及崇山峻岭与河谷平原的自然组合等等客观环境，决定了中华文明以农牧生产为经济基础，依山傍河、坐北朝南、聚族定居为生活方式，进而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许多特殊性。
按照西方考古学研究，两河流域古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的起源一般都有城市、青铜器、文字、宗教礼仪四大物质要素。而中国文明起源，有“城”但无“市”；有文字，但不是用于生产经济，而是用于宗教政治；有宗教礼仪中心，但不是与政治对立，而是与政治合一；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是以大量精美的玉器代表统治权力，而不是青铜器。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在与西方考古学理论比较过程中，建立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中国理论体系。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起源于五千多年前，其中古印度与古中国偏东，可称之为古文明东系；两河流域与古埃及偏西，可称之为古文明西系。其中古文明西系又往西北影响产生了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这些古文明都以青铜文化为基础，当它们进入了铁器时代后，都相继衰落、并中断了。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是在本地区原始社会由低级而中级而高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铁器时代为基础的奴隶制文明的时代。
综合来看，距今五千多年至四千多年的古文明西系，是建立在青铜器基础上的奴隶社会；距今三千年至两千年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建立在铁器基础上的奴隶社会。这两种奴隶社会因所产生的生产力基础不同，所以有奴隶制发展水平的不同。
与此相比较，中华文明的发展有自己更多的独特性。距今五千多年至四千年，相当于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跨度一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是以玉器为代表；距今四千年至三千年的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才是青铜时代；春秋战国五百五十多年文明转型期，进入了青铜与铁器并用时代；秦汉以后，成熟文明发展，才是真正的铁器时代。
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这些特殊性，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概括总结的亚细亚社会的典型形态。这一典型形态决定了中国古典学形成的三大基础：农牧生产、原始宗教、血缘管理。而这三大基础，又形成了中国古典学的三大主题：日月天体崇拜、山川土地崇拜、祖先图腾崇拜。
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出现和牛耕的使用推动农业生产力大幅解放；铁与青铜生产工具的运用促进了手工业发展，商品贸易繁荣；铁与青铜用于兵器制造，便利于诸侯称霸与列国争雄，而称霸与争雄又引发了华夏各诸侯国之间、华夏诸国与周边游牧部族之间的交流融合。种种因素最终引发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和文化大融合。中国古典学的三大基础与三大主题都在春秋战国时代这个社会大变革、文化大融合过程中，实现了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最终出现了哲学的归纳与经典的编纂。这种哲学的归纳具体表现为：
日月天体崇拜——自强奋进、公平正义、道济天下；
山川土地崇拜——敬畏自然、亲近自然、天人合一；
祖先图腾崇拜——寻根问祖、家国一体、伦理和谐。
这三大主题的起源发展、转化创新、哲学升华等内容都凝聚在民族经典之中。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典学高峰的形成，具体表现在民族经典的编纂与创造。如《周易》《尚书》《诗经》《仪礼》《乐经》《春秋》等所谓“先王之政典”六经；《周礼》《礼记》《易传》《逸周书》《汲冢竹书》《山海经》《左传》《国语》《楚辞》等经史典籍；《老子》《论语》《墨子》《管子》《曾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吕氏春秋》等诸子典籍；以及秦汉时期的《尔雅》《说苑》《新书》《淮南子》《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文史典籍。这些经典文献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经典之元典。这批经典之元典，深刻影响了秦汉以后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哺育了秦汉以后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塑建了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迈入了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全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特性，更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性。因此，要“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就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特征，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这就是中国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的辩证关系。
当今中华儿女虽然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但是每个人身上仍然流淌着祖先的血统、体现着民族性格。中华民族经典之元典所概括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对社会、对自然仁爱亲近的和谐精神；不畏强暴、浩气凛然的道义精神；舍小家、保国家的集体精神等，都是历代中华儿女传承的骨气与底气之基础，这种骨气与底气在现代化建设中需要进一步转化创新、弘扬光大。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