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载践信笃行，五载文脉赓续。山东大学始终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锚定建设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世界一流大学奋斗目标，深入实施人才强校、学术兴校、文化引领等战略，将重要回信精神切实转化为服务强国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扎实行动与丰硕成果。值此重要回信五周年之际，学校以“践信五载・文脉相承”为宣传主题，推出“文脉薪传大家谈”专栏，特约部分学院与学者代表畅抒感言，共话弘扬中华文明、推动文化“两创”的学术使命，凝聚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智慧力量，以实干赓续文脉，以担当书写山东大学奋进全面图强征程的崭新篇章。

哲社学院教授傅有德：文化“两创”与文明互鉴——赓续文脉和新文化建设路径

五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言近旨远、意蕴深长。不仅是对这份赓续文脉的学术期刊的深切关怀，更是向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时代命题，为新时代中国学术发展确立根本遵循。回信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殷切期望，以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明确要求，既是对山东大学“文史见长”传统的肯定与期许，也为全国人文学科指明前行方向。其根本目的在于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一种既赓续千年文脉、又面向未来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在文明互鉴中兼容并蓄，最终实现对于现代文明既有成果的吸纳与对其内在弊端的超越。而通往这一目标的路径，主要在于“两创”与文明互鉴的深度交融与协同并进。

一、赓续文脉：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立足点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而绵延不绝，其生命力源于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不断的自我更新。新时代文化建设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以赓续文脉为根本立足点。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传统，正是这种文脉赓续的生动体现。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青岛时期的群星璀璨，到五十年代济南办学的辉煌鼎盛，杨向奎、童书业、王仲荦、萧涤非、高亨等一代先贤，以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在经史子集的浩瀚海洋中深耕细作，为中华文脉的保存与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份传统，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创造的宝贵家底和精神源泉。

然而，赓续文脉并非抱残守缺，它意味着既“整理国故”，又再建新文明。正如犹太文明的经验所示，其在两千年大流散中保持民族认同并最终在现代社会绽放异彩，关键在于将对传统《托拉》的坚守与《塔木德》式的创造性诠释相结合，使古老智慧不断适应新的时代环境。同样，赓续文脉的更高境界在于“激活传统”并再建新文明。我们要立足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需求，让深藏于典籍中的古老智慧回应时代之问，让历史的回响与现实的脉搏同频共振。这就要求我们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加快“激活传统”，实现文明的再造与升华。

我们再建的新文明，其目标不仅是建成适应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文化，更要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能够引领人类未来、超越现代文明局限的全球新文明。现代文明在带来科技飞跃、物质繁荣和制度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人的异化、精神空虚、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深层困境。中华文明中“仁者爱人”的伦理关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恰恰蕴含着救治现代文明痼疾的思想资源。通过赓续文脉，我们要从这些古老智慧中汲取养分，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为构建一种更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更具人文温度的“人性文明”提供中国方案。因此，赓续文脉不仅是为了回溯历史，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重建全球新文明的宏伟进程中贡献独特价值。

二、“两创”：激活传统与跨越现代性的双重路径

实现从赓续文脉到再建新文明的跨越，核心路径在于“两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辩证法，并指向跨越现代性的更高目标。

“创造性转化”侧重于改造旧文化，旨在对至今仍有借鉴价值但表现形式陈旧的内涵进行重塑，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其成为现代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儒家的“仁爱”思想发端于宗法血缘之亲，通过创造性转化，可以发展为一种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共情”与“责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和谐”深度呼应，成为现代社会公共伦理的坚实基石。这种转化使传统文化得以“入世”，服务于现代社会的构建。

“创新性发展”则着眼于发展和跨越。它立足时代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补充、拓展与完善，使其在回应现代性问题的基础上，升华为一种解脱现代性困境的新文化理念。例如，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在当代可以创新性地发展为一种深刻的生态伦理观，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东方智慧。这种发展使传统文化得以“升华”，为解决现代文明的普遍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无论是“转化”还是“发展”或“再建”，其内在逻辑都可以在“人性—需要—文化”的文化学理论中得到深刻阐释。文化归根结底是满足人性需求的历史性产物。人性中那些关于安身立命、社会交往、终极关怀等普遍而恒常的元素，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域呈现为具体的历史性需要。文化形态随之变化，但其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这一根本目的不变。因此，“两创”的本质就是用现代人的方式，回应那些根植于普遍人性中的古老问题。它既保证了文化之根不断，又实现了文化形态的与时俱进，使传统智慧在现代社会乃至未来社会中继续发挥其安顿人心、指导生活实践的独特功能。

三、文明互鉴：实现“两创”的根本途径

文明互鉴，既是实现文化“两创”的根本方法，也是重建新文明的必由之路。其学理基础在于不同文明间的共性与个性。

文明之共性，源于人类共同的人性根基。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人类都要面对生死、善恶、群己等基本问题，都有对真、善、美的追求，由此产生了诸多共通的伦理准则和价值取向。这种基于共同人性的共同需要，构成了文明对话的可能性和现实基础。文明之个性，则源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因应各自独特的生存环境所形成的独特解决方案。中华文明在伦理本位、和谐理念、整体思维上卓有建树；西方文明则在科技理性、法治精神、个体权利上成果斐然。个性中蕴含着优势，优势之间往往形成互补。通过文明互鉴，我们得以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实现互利共赢。正是在此意义上，文明互鉴为“两创”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我们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时，可以借鉴其他文明的现代表达方式；在进行创新性发展时，更可以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共同探索超越现代性困境的多元路径。

在推动文明互鉴的过程中，必须警惕并克服两种片面有害的倾向：一种是盲目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奉为圭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生搬硬套西方概念与范式，导致学术“失语症”，丧失文化主体性；另一种则是在强调文化自信时走向了狭隘的“中国中心主义”，认为中华文明独步天下、唯我独尊，拒绝与异质文明进行平等交流。历史反复证明，凡是辉煌的文明，皆是开放的文明；凡是封闭的文明，终将走向僵化。我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是为了破除话语霸权，推动平等对话；同时，我们也要防止任何形式的自我中心与封闭倾向，以保持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生机与活力。唯有秉持平等、谦虚、开放的心态，才能在文明互鉴中真正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回顾历史，中华文明本身就是一部在开放中发展、在互鉴中壮大的壮丽史诗。佛教的传入并与儒道思想深度融合，催生了宋明理学，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哲学高度。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放眼世界，犹太文明的近现代复兴，也同样是开放与改革的成果。赫尔曼·柯恩、马丁·布伯、利奥·拜克等犹太思想家将犹太教的信仰核心与欧美的现代思想精华相结合，通过“启示”与“理性”的融合创造了现代犹太哲学，使古老文明在当代世界焕发新生。这些历史经验有力证明，坚持文明互鉴互补，是文明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正道。中华文明唯有在深度对话中汲取世界文明精华，才能更好地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并最终实现对其的超越，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四、山大的使命：在赓续与互鉴中开创未来

作为一名在山东大学学习、工作近五十年的学者，重温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前的回信，深感使命在肩。山东大学作为文史哲研究重镇，在践行文化“两创”与文明互鉴的时代命题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拥有深厚的文献积淀、严谨的治学传统和日益开放的学术氛围，这为我们赓续文脉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山东大学地处齐鲁大地，儒家文化发源地，这使我们更贴近中华文明的原点，也赋予我们更强烈的使命感——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在对话中发展。

在我的犹太研究学术生涯中，我始终秉持一个信念：深入而客观地研究他者，是为了更清醒地认识自我；真诚地拥抱异质文明，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并光大本土文明。我将进一步研究与运用“人性—需要—文化”的文化学理论，在中国哲学与犹太哲学的深度对话中，探寻文明互鉴的内在机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实践贡献绵薄之力。

回信犹在耳，奋进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在文化“两创”中激活传统，在互鉴中拥抱世界，在赓续文脉的基础上，为构建新时代中华新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作出山大学人应有的贡献。